此外还要讲一下王阳明的经典观，也可被称之为心学经典观。与朱子遍注群经相比，王阳明没有留下任何一部有关经学的注疏著作，他唯一一部可称作经学注疏的著作是《大学古本旁释》。这与阳明本人不喜注经的思想特质有关，更与阳明对经典知识的看法及其对朱子经学思想持批判态度有关。
王阳明认为，自孔子之后直至宋代理学的兴起，逐渐导致“虚文胜而实行衰”的知识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人人凭借自己的经典知识，意见纷纷，并以“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产生了“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等可怕后果，而所有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很显然，阳明的这番话是暗指程朱理学以来的经典著述活动应当承担上述后果的责任。
王阳明画像
当然，阳明心里也清楚，传授经典的诸多经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德性之知并不排斥闻见之知，致良知同样需要一般道德知识。然而阳明对经典知识有一基本态度不可动摇：
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后世儒者的“著述”对于解读经典是否必要，而在于这些著述活动已然忘却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根本旨趣——“敦本尚实，反朴还淳”，“务去其文，以求其实”。归根结底，阳明认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不在于徒增书本知识，而在于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
03 礼教的压迫
当礼与理走向日常生活
在孔子开创的古典儒学的思想系统中，作为内在德性的“仁”与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同样受到重视，仁与礼互以对方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一种礼仪社会，从而使人成为一种道德性的社会存在。
这种礼仪精神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具有普适性，但礼仪制度却是具体的。因此，儒学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把礼学思想落实为礼仪制度，让具体的礼仪制度体现出礼学精神。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制度之间加以调适，避免二者发生脱节。
以天理观的重建为标志的理学思想，至朱子学有了重要的理论推进，其表现之一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围绕国家（王朝）和家族（宗族）这两个中心，如何将理学思想落实在现实的礼仪制度层面，以重现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礼仪理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观念上的变化，“礼”被规定为“理”之“节文”，是理的一种仪式表现。这样一来，礼获得了理在抽象思想层面的保证，理又借助礼获得了具体性。这一思想成为朱子礼学思想的根基。
但是从语言形式看，“礼即理也”的命题将礼与理直接同一，似乎泯灭了两者的差异，不免导致礼的天理抽象化，故清代有儒者指责宋儒将礼从实际生活中抽离出来，坠入抽象玄谈之窠臼。
然而若将该命题置于整个文本的脉络中，我们便可发现朱子旨在强调：礼与理乃相即不离的结构关系，而非理念上的同一关系。
礼是理的呈现，而理是礼的保障，换言之，理的具体性表现为礼，礼的法则性表现为理。就此而言，可以说朱子“礼即理也”的命题赋予传统礼学以理学的依据，通过理学观念为礼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绝非后人所指责的那样，“礼即理”便意味着以理代礼，遂使礼学产生空洞化的后果。
“礼即理也”容易导致的另一误读是：由于理属本体论的概念，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因而作为理之体现的“礼”也可能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一解读看似顺理成章，然而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其后果将使礼丧失“以时为大〞的时代性，导致唯古礼为是的复古主义。
从根本上说，这种复古主义态度与孔子的礼学精神相违背。尽管礼学有着代代相因的基本精神，但是作为制度的礼必须因应时代要求而改变。即便“圣王”复兴，也需要根据当代的“世俗之礼”来改变“古制”之礼，符合儒家礼学的基本要义。
朱子一生遍注群经，《四书集注》是其成就的巅峰，但他没想到他撰写的《家礼》在无意间成为后世认可的一部经典。《家礼》一书在明清时代成为一部儒家的“新经典”。若从东亚文化圈观之，该书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可以超过后来被当作科考书的《四书集注》。
朱子《家礼》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内容：冠婚丧祭。其范本乃是《仪礼》《礼记》等古礼，其对象主要是士人和庶民，故其适用范围遍及一般家庭，成为后世中国社会家庭礼仪的典范。
《家礼》标志着儒家礼仪由思想落实为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它推动了儒家礼仪文化向社会基层、普通人群深入拓展，而且影响深远，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家礼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