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从这种审美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上研究，它又直接与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小说、戏曲)的发展相关。
叙事文学的相对不发达和抒情诗的一花独秀，中国戏剧的晚熟，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变文、俗讲到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发展与这种审美心理的形成发展是同步。
可以说“大团圆”式的悲剧因其通俗的形式流传极广而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同时中国人的“国民性”又因其说唱文学易于反馈而制约着“大团圆”的产生和扩展。
其四，从审美心理而言，西方悲剧以美的毁灭，一悲到底的结局，唤起“畏惧与悲悯”以“净化”心灵，而我国古典悲剧则以悲喜交集，苦乐相错，惩恶扬善，团圆性的结局来“渲泻”愤懑之情，沉醉于幻想之中得到快感。
下面仅就这些问题作简要分析：研究“大团圆”的审美心理必須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探本溯源。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它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维护治道，济世安邦的功利主义特征。儒家认为一切事物，只有当其有益于治国齐家平天下时，才具有存在的价值。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以及“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就是儒学文学观的集中表述。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是政治工具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学的精髓，也是数千年中国封建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诸如，“温柔敦厚”的“诗歌”，“发乎情止于礼义”的创作原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都是被这个文学服从于政治教化的核心所决定，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所展开的具体枝节。
这个核心被后人概括为“文以载道”，贯穿于封建文学始终。历代论者虽然对于“道”的解释并不一致，但万变不离其宗，“道”相对“文”永远处于中心主宰地位。“道”的实质又都离不开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