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文学的相对不发达和抒情诗的独盛，决定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晚熟。戏剧的发展往往是以叙事文学的发达为前提的。剧作的最初发展需要从叙事文学中吸取营养，即借鉴编排剧情所必需的虚构情节和杜撰故事的方法。
在儒审美标准看来，叙事文学侧重于描摹事件，思想情志深埋于情节场景之中，不象抒情诗那样易于捕捉和把握，当然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治道效果。因此，叙事文学便受到儒家，乃至整个社会的轻视，以致排斥。
其次，中国原始神话的“古史化”信奉儒家反对“怪力乱神”的观点，认为它太不雅训，无从用于教化，于是大加删削，改添上现实的道德说教，进行“人化”“理性化”。大批神话、史诗趋于消亡。这些原因共同造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古典戏剧的晚熟。
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伦理观念，儒家文艺观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控制和驾驭的地位，虽然有不少“离径叛道”者唱出不少文调，孕育出不少优秀作品，但儒学与传统文学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因缘，真可以说：“剪不断，理还乱”。
儒家文艺观，伦理观念对“大团圆”审美心理结构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深层性，这种深层性表现为一种主体的把握和调控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儒学或推崇或贬斥，同时儒学本身演变而产生许多情况，因此文学观念也有许多演变，本文这里就无法涉及了。
魏晋以后，儒道释三教汇流，“大团圆”审美心理中也时时可见道佛思想。道教的出世精神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在金元两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大批读书人既无仕进之路，又无务农经商之能，只能沉沦勾拦瓦肆之中，戏剧迎来了新的繁茂。
溶儒纳禅，主张超脱生死之外，逍遥于大化之中的新道教正适应了他们的心理需要。“神仙道化”成了戏剧的重要题材。
这些道教剧或宣传彻悟人生，脱离世网，道长神仙，隐逸高士；或写阴阳卜算，使术斗法，阐释教理，张其教义。真可以说是借道教以远害避身，醉生梦死；借神仙世界乐哉逍遥，自我麻醉。
“大团圆”受佛教思想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随着佛教的传入、普及，从传经布道的俗赋、变文、俗讲到文言小说、唐宋传奇、话本、南戏、杂剧、明传奇，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轮回、转世、报应、赎罪、皈依思想与中国叙事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