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与中国
--《国富论》读书笔记之四
一、亚当·斯密有没有来过中国
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经济学主要创立者、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重要著作《国富论》成为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直接发展出了现代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一个海关官员的家庭，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并对经济学产生兴趣。17岁时转入牛津学院，毕业后于1748年到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与文学。1751～1764年回格拉斯哥大学执教，期间他的伦理学讲义经修订在1759年以《道德情操论》为名出版，为他赢得了声誉。1764年他辞了教授，担任私人教师，并到欧洲旅行，结识了伏尔泰等名流，对他有很大影响。1767年他辞职，回家乡写作《国富论》，9年后《国富论》出版。1787年他出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90年逝世于苏格兰爱丁堡。
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对应中国的历史来看，其出生年份1723年是清朝雍正元年，卒年1790年对应清朝乾隆五十五年，这个时间正是中国国力最为富裕，同时也是最为保守、最为骄傲自满的时期。在那个年代，中国这个字眼无疑是一个顶流词汇。
根据其现有生平记载以及国内相关资料，亚当斯密一生没有来过中国，没有与中国这块当时富裕并体量庞大的土壤产生交集。但是在其仅有的几部著作当中，都有大量的文字提及中国或其他描述引用，或引证或类比或直接阐述观点并加以解释。根据本文考证来看，这些关于“中国”相关文字的出现，应该是源于中国在当时全球范围内的国力影响，以及类似在十八世纪前后西方出现的中国热的影响（类流量现象），抑或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参照系全篇使用。
图：格拉斯哥大学教学楼
二、《道德情操论》关于中国的描述
经本文人工检索，《道德情操论》全书约28万字，其中共计7次提到中国。
第1-4次（第3卷第3章），“让我们假定，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她的全部亿万居民突然被一场地震吞没，并且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富有人性的欧洲人在获悉中国发生这个可怕的灾难时会受到什么影响。我认为，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人遇难表示深切的悲伤，他会怀着深沉的忧郁想到人类生活的不安定以及人们全部劳动的化为乌有，它们在顷刻之间就这样毁灭掉了。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人的话，或许还会推而广之地想到这种灾祸对欧洲的商业和全世界平时的贸易往来所能产生的影响。而一旦做完所有这些精细的推理，一旦充分表达完所有这些高尚的情感，他就会同样悠闲和平静地从事他的生意或追求他的享受，寻求休息和消遣，好像不曾发生过这种不幸的事件。那种可能落到他头上的最小的灾难会引起他某种更为现实的不安。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倘若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亿万同胞，他就会在知道了他们毁灭的消息后怀着绝对的安全感呼呼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显然是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
图：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变化图
《道德情操论》第三卷主要论述“论我们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兼论责任感”，而前二卷论述的分别是“行为的合宜性”以及“论优点与缺点或报答和惩罚的对象”，第三卷第三章主要论述“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本章主要观点为“在所有的场合，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非常大的；只有在请教内心这个法官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与己有关的事情，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
这里不用日本、德国以及英国的老搭档法国，援引中国作为一段假定文字的主要应该是源于首先是中国的体量以及全球影响，其次这种“亿万人口”灾难可能当时有且仅有中国的人口体量能够足够引起读者的关注，能够因为体量巨大而达到较好的对比效果，在乾隆时期中期前后，一般认为当时的中国有3亿左右的人口。
首先作者在中国字眼之前冠以“伟大的帝国”，其次作者以中国作为这个本来可以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例证的主体，主要是利用中国在当时的知名度以及传播度，以达到较好的表达、说明，以及最大程度地被理解效果。
第5次（第5卷第1章），“在有些国家里，垂肩长耳是普遍为人羡慕的对象。在中国，如果一位女士的脚大到适于行走，她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丑八怪。在北美有些野蛮的民族中，人们把四块板绑在自己孩子的头上，就这样在孩子的骨头柔软未成熟之时，把头挤压成差不多完全是四方的形状。欧洲人对这种荒唐凶残的习惯感到震惊，一些传教士把它归因于盛行这些习俗的那些民族的无知愚昧。但是，当他们谴责那些野蛮民族时，他们并没有想到直到最近这几年为止，欧洲的女士们已经作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把她们天生的漂亮的圆形头颅挤压成同样一种四方的形状。尽管已经知道这种习俗会引起不少痛苦和疾病，但是习惯还是在一些或许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文明的国家里使它受到大家欢迎。”
图：《缠足史》封面
《道德情操论》第5卷主要讨论“习惯和风气对有关道德赞同和不赞同情感的影响”，第1章主要讨论“论习惯和风气对我们有关美和丑的看法的影响”，这里对中国的提及主要用来讨论不同区域的社会习惯对公众形成主流审美标准的影响。
根据国内学者高洪兴专业著作《缠足史》考证，缠足开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元代的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明清时期缠足进入鼎盛期。缠足之风蔓延至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但不缠足者也不在少数。清朝被推翻后，孙中山正式下令禁止缠足，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1949年以后，缠足恶习被彻底废止。
女子的缠足在1000年前的逻辑，完全地改变了女子的风采和步态，“且产生了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而正是这种“可怜的感觉”，膨胀了封建士大夫的自身优越感。从而滋生出其“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