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3000字,国富论读后感800字左右

图：英法战争史料图

英法两个国家之间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但1066年法国的统治者威廉公爵对英国发动了战争，并征服了英国，诺曼底征服之后，封建制度在英国确立。威廉一世之后，英国的每一个国王都是他的直系后代子孙，英国开始了世袭的君主制。

从这一时期开始，英法两国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随后的很多英国国王还兼有法国贵族的身份，导致后来英国国王也有权利争取法国王位，这成为后来血雨腥风的英法百年战争的原因之一。

表：《道德情操论》提及国家统计表

三、《国富论》关于中国的描述

经人工检索，《国富论》全书约56万余字，其中共计74次提到中国。

第1-3次（上卷第1篇第3章），“东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候期已有农业和制造业上的改良，虽然关于这种往古事迹的真相，我欧洲有权威的历史家尚未能予以确证。印度的恒河及其他大河，都分出许多可通航的支流，与埃及的尼罗河无异。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这种航行范围的广阔，不但非尼罗河或恒河所可比拟，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尘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

《国富论》上卷第1篇主要讲“论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各种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依照来分配给人民各阶级的自然秩序”，其中第3章的话题集中于“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影响”，本段文字肯定了中国与印度早期的农业与制造业（手工业）的发达与成就，同时也指出两国在河网密布形成的自然沟通环境之下，内埠贸易一定程度充分的条件下，未形成对外埠贸易雏形的事实。从而失去了扩大国内贸易、同时向外界学习外来技术与创新的机会。作者对此表达了不解，也抱以遗憾。

第4次（上卷第1篇第5章），“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例，而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商品的货币价格，换言之，他所考虑的，只是购买商品所用的银数和出卖商品可换得的银数之间的差额。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

本章节讨论的主要话题为“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这里作者讲述的是商品的内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管理，亚当斯密所说的“商品的真实价格”相当于后来卡尔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引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名义价格相当于《资本论》所描述的“商品价值”或着说“商品交换价值”，作者用此例说明二者之间存在背离现象。在全球区域的不同地方（广州和伦敦），用相同的货币尺度可以购买到不同数量的商品，或者说用不同的货币尺度可以购买到形同数量的商品。

后面章节会持续论述相关内容，即中国的劳动者勤劳、辛苦却价格低廉，终日劳作却没有把握以劳动所得报酬实现养家或者户口的基本需求。

第5-12次（上卷第1篇第8章），“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

图：马可波罗画像

本章节集中讨论的话题在于“论劳动工资”，通俗而讲是在作者讨论完分工、货币、商品价值与价格之后，突然回到劳动者的视角，试图探讨劳动力价格问题。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也显而易见，①是中国的富裕，②是人民的勤勉与辛苦，③是发展停滞不前，且这种状态了已经持续了至少几百年之久，与元朝时期马可波罗的文字对比得出。后面重点说到劳动力价格的低廉，甚至廉价到辛苦工作仍然不能避免贫困，辛勤劳动所得难以糊口，更没有体面、稳定的居所，“甚至远超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同西方其他学者一样，斯密也注意到了中国的“溺婴”现象。多数西方学者把中国的“溺婴”现象仅仅看做一种野蛮行为，更多的是伦理谴责，较少进行理性分析。斯密在谈到中国的*婴现象时，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和分析。

他认为，贫困虽然不能阻止生育，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各种动物的增殖，应当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成比例，生活资料不够肯定要限制人类的进一步繁殖。如果生活资料的增长低于人口的增长，则父母除了*死他们的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苏格兰之所以没有*婴现象，是因为苏格兰的儿童死亡率太高了，从而影响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低于当时的其他国家，人口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水平，因此，产生*婴现象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应当说，这个分析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第13-15次（上卷第1篇第8章）“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

“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或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这一需求。这需求在北美，成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成为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就成为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本段文字再次描写中国发展的停滞状态，详细描写停滞的状态，包括经济发展的停滞（不进不退）以及劳动力规模的增长停滞。同时，作者认为，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程度的动因来自社会对人口规模的需求。

图：马可波罗画像

第16-17次（上卷第1篇第9章），“然而，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于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

“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本章节重点讨论的话题是“论资本的利润”，顾名思义，第9章主要论述资本、利润与国家财富的关系。这里提到有关中国的停滞现象令人深思，作者认为，无论是“土壤、气候…位置”，还是其他自然资源，中国的发展都远没有达到必须穷尽的地步。从资本的角度讲，中国社会资本也没有达到充裕到相当发达的地步，使行业充分竞争达到“无可再大”、普通利润达到“无可再小”。

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停摆现象已经发生，而且至少从马可波罗到访（1275年）时间已经徘徊不前（作者怀疑甚至更早），数百年时间没有催生出让国家再度发展上升的制度，这种应有未有的突破令作者百思不得其解。

在资本属性之上，“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对应的满清时代，也正在身体力行这种分化制度、以及让经济发展失去动力的制度，那就是资本的门槛过高，按照作者的说法高达12%，这样的资金成本足以把很多微利行业清除殆尽，并且让创业特别是谋生级创业的念头赶尽*绝。

第18-19次（上卷第1篇第10章），“只要你因营业关系，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曾和农村下级人民与都市下级人民多接触，你就知道，前者实比后者优秀。据说，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工人高。假若没有同业组合法规及组合精神从中作梗，各地方也许都和中国、印度一样。”

本章节论述的话题主要为“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作者认为“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用途的利害，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在同一地方内，假若某一用途，明显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会有许多人离去比较不利的用途，而挤进比较有利的用途。”，简单来说这是资本的逐利特性造成的必然现象，它们共同作用起来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

这里作者主要论述“农业技术”要比当时的大部分“机械工艺”复杂，且“技术”含金量高，因而造成中国、印度这些成熟市场的农业人群比工艺从业人员工资高（是一种正常商业现象）。如果违背这个规律，那么很可能是由于“同业组合法规及组合精神”（类似行业组织、协会）从中作梗造成的（不正常现象）。

第20-39次（上卷第1篇第11章），“其市场不局限于矿山邻近国家，而扩及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铜，成为欧洲贸易商品；西班牙的铁，成为智利及秘鲁的贸易商品；秘鲁的银，不仅在欧洲找到了销路，而且通过欧洲，也在中国找到了销路。”

“日本铜的价格，必对欧洲铜矿上铜的价格发生影响。秘鲁银的价格，换言之，秘鲁银在当地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货物量，不但对欧洲银矿上银的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上银的价格，也有影响。”

“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英格兰比苏格兰富裕得多，但此两地小麦价格的差异，却少得多，只不过看得出有些差别。就数量说，苏格兰产的小麦价格，一般似乎比英格兰产的低廉得多，然就品质说，其价格却肯定比英格兰产的要高些。

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

“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商队，取道西伯利亚及鞑靼，径赴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交易。”

“此外，对于中国的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无数货物，欧洲的消费额也只几乎同样的比例增加。”

“但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钱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

“因此，征之任何记载，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

“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印度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

“中国和印度斯坦制造业上的技术和勤劳，虽不及欧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远。它们劳动的货币价格，既如此低廉，其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自然要比欧洲任何地方低。”

“反之，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则因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由水运。所需运费，既较欧洲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

“贵金属中，以金运往印度，又不如以银运往印度为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亦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

“可是，这评价和金在孟加拉市场上的价值相比，似觉太高。中国金银之比，依然为一对十，或一对十二，日本据说是一对八。”

“中国、印度的金银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矿山丰饶的影响。就一国金银量须取决于上述两情况的前一情况（购买力）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与其他一切奢侈品、非必要品的真实价格一样”

“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各国高得多。固然，欧洲的财富，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已大有增加，同时金银价值亦逐渐低落。”

本章集中讨论的话题为“论地租”，作者认为“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如果能直接使制造品真实价格低落，亦必能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社会所属用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都有间按提高土地真实地租的倾向”。

作者亦认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大量的关于白银的描写在于，白银对15-18世纪世界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的一个焦点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增加，导致了全世界白银价格的变动，并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占有了全球白银产量的1/4-1/3，中国吸引了全世界的白银。

第40-41次（上卷第2篇第5章），“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以而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异记载，是可以置信的。然而，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印度人亦常有这种迷信；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生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那常常是金银。”

第二篇话题集中在“论资财之性质，蓄积与使用”，而第5章主要讨论“论资本的各种用途”。按照作者的观点，资本主要有以下几种途①购买原材料（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②制造费用或生产费用（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③运输、物流费用（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④渠道、分拨费用（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

本段文字说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成果，根据记载大都集中在农业成就，以及体量各异且总量不大的手工业，至于贸易成就，在古文明国家以及持续繁荣的中国都乏善可陈，“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不发达的原因古埃及、古印度对于海洋的迷信（畏惧心），中国则大致源于缺乏制度突破。

第42次（上卷第3篇第1章），“中国、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证明了一种事实，即是，纵使本国输出业，有大部分为外国人经营，这国国民的富裕，仍可达到极高的程度。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设若除了本地所有的资本，即没有外国资本替它们输出剩余产物，它们的进步，会慢得多吧。”

第3篇的话题大概集中于“诸国民之富的进步”，第1章则主要讨论“论财富的自然的发展”，作者认为“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本段文字以中国、印度和古埃及做例子，用来说明市场开放、资本引入对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唐朝时期长安的繁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一展才华，当时的长安甚至有专门的法庭来处理涉外商业纠纷。

第43次（下卷第4篇第1章），“但是，中国、印度斯坦、日本等帝国以及东印度的几个帝国，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各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

第4篇主要讨论“论政治经济学诸体系”，第1章倾向讨论“重商主义（商业主义）的原理”，本章试图说明由货币的作用而激发交易的活跃，区域活跃到一定程度激活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贸易，从而促进了一国的发展。

“文明富国间交易的价值，总会比文明富国与未开化人和野蛮人交易的价值大得多。”，同时作者认为，由“臣民可以自由经营的”自由贸易活跃程度以及发展水平要超过由“本国政府获得的惠益和保护”的获得专营权的垄断贸易机构，比如东印度公司。

第44-46次（下卷第4篇第3章），“其资本，有较大部分是用来补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并对这些遥远国家居民提供一种收入与生计。即使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几乎相等，但法国资本的使用，给法国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国资本的使用，所增于英国人民收入的大得多。”

“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人，极不注意国外贸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与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

图：中国古代三场经典贸易战

本章节主要讨论“论对其贸易的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各种货物的输入所加的异常限制”，根据字面理解似乎用来说明国家或区域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差额的解决思路。结合当下的中美贸易战，感觉似乎毫无创新，不过是几百年前悬而未决的老课题。如果还有兴趣猎奇，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管仲买鹿”，以及后来的“北宋纸币（交子）”以及“张居正卖铁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