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雷译稿
1961年，朱梅馥在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中解释了她一直隐忍的原因：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
这也是朱梅馥告诉儿子傅聪的话。
细数傅雷一生的成就，大多是在枯燥的书斋生活熬出来，幸好有朱梅馥相陪。
自1932年末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炮火、天灾，还是政治运动，傅雷从没离开过自己的书斋。
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
《高老头》，前后翻译三次，从第一次到最后一译，其中横跨十七年之久。
《约翰·克里斯多夫》从抗战时开译，1941年才译完120万字四卷本。到了50年代，他又觉得之前译得不好，花了两年时间重头翻译。
并新译出版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及一些短篇文学作品。
无论是肺病复发，还是其他的原因，他日译千字，绝不找借口拖延。
傅雷与朱梅馥走过了前半生的磕磕绊绊，终于苦尽甘来，感情也日益深厚，正憧憬着温馨相伴的晚年时，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袭来。
1966年8月底，十年浩劫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
抄家后，不但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仅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还是在亲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
在经历了四天三夜惨无人道的批斗后，刚直孤傲的傅雷因不堪凌辱，果断选择了以死抗争。这是不肯随波逐流的傅雷，注定要遭受的命运的黑暗。
1966年9月3日上午， 在江苏路284路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保姆惊讶地发现，每天准时起床的傅雷，这天居然还没起来。
她等了一会儿，便去敲门，见无人回应，推开门一看，发现傅雷夫妇双自*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 身后钢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之处
朱梅馥自缢前，担心踢翻凳子的声音会打扰到邻居，夫妇两人，特意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
上吊之前，傅雷留下了写给妻兄朱人秀的遗书。其中没有控诉，亦无抱怨。文末，傅雷委托妻兄善后，具体委托事宜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遗书
即使是离开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他们也不愿意叨扰到其他人。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替他人着想，将他人之事交待得如此清楚，这是何等高贵的教养？
2013年10月，几经周折，傅雷夫妇骨灰正式入葬于上海福寿园的海港陵园。
他们的纪念碑素白如雪，肃然而立。碑身正面题有傅雷家书的名句：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