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高图》轴，1467年，纸本，设色，193.8×98.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庐山高图轴
据记载，沈周四十岁以后，开始画大幅的作品，这幅画作于四十一岁，正是一例，也是传世很有名的杰作。画幅上端题了一首长诗，并自谓：“门生长洲沈周诗画，敬为醒庵有道尊先生寿。”
“醒庵”是沈周少年时期的馆师陈宽的别号。陈宽的生平不详，不过他的父亲陈继（字嗣初，号怡庵，1370-1434）和祖父陈汝言(字惟允，号秋水，约1331-1371)，都是元末明初的名士。陈汝言在洪武年间山东任上，与当时任泰安知州的画家王蒙(1308-1385)熟识，王蒙曾经画了一幅《岱宗密雪图》送给陈汝言。陈继在经学上的造诣很高，官至翰林院检讨，沈周伯父贞吉、父亲恒吉都曾经随他读书，后来沈周又成为陈宽的学生，所以两家的渊源十分深厚。另外，陈家祖籍就是以庐山著名的江西，沈周以王蒙的画风，画庐山宏伟崇高的面貌，用来为老师祝寿，是具有很深的涵意的。
就现有资料看，沈周并不曾到过庐山，这幅画应该是想像画成的。当然庐山的一些著名景观、如瀑布、五老峰、松树、云海等，常出现在古人诗歌或游记中，沈周对此自然不会陌生。令人惊讶的是，画面右上角，造型奇恃的五座远峰，的确很像五老峰实景。在此，画家的想像力，如长上了翅膀可凌空遨翔，任意捕捉山水的精华。
这幅画画得很满，主峰贴近画幅的顶端，近景压低，与观者的距离拉近，瀑布、水口和曲折的河道，形成一个深入画面的空间，是疏缓紧密结构的虚处。在画法上，先用淡墨皴染，再用浓墨逐层提破，并以重复的皱纹，引导山石作左右倾斜、呼应、冲突的韵律，而使群峰有簇拥叠转的动感。中间一座山石墨色较淡，较明亮，好像从画的外面，投射一些光线进来。这座方形的山石，用不同的皴法描绘，感觉石质坚硬，使画面产生更多变化。除了近景的大树外，山上的树木都很渺小，衬托出崇山峻岭的气势。
这幅画令人联想到大约一百年前的王蒙名作《具区林屋》，画幅下段三分之二的部分，和《具区林屋》一样，被纠结扭曲的山石填满，只留下曲折的湖水透气。松树后方透空的岩石，和王蒙画太湖边骷髅石的画法一致，至于画岩石抖动扭转的笔法、山顶上的小树、点苔等，都很相近。不过王蒙多于笔，留下原始的、直接的笔触，沈周墨色变化较多，皴擦与渲染融合，在构图上更加谐调，使画面形成统一的有机体。这是沈周在前人基础上，所发展的自己的风格。
王蒙：《具区林屋》
在沈周之前，以庐山为题材的画迹很少见，五代荆洁的《匡庐图》是少数的例子，在其画中也有高大的松树、瀑布、悬崖、危桥等，不过从荆浩到沈周，可以看到绘画的观念和技法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五代荆浩《匡庐图》轴，绢本，185.8×106.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蒙《具区林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蒙的山水画作中，用笔熟练，达到“纵横离奇，莫辨端倪”的自在境地；常能由他独特的风格中表现出磅礴的气势。其中皴擦功力是王蒙独特的笔墨成就，而其艺术造诣对中国画有很大贡献。
五代荆浩《匡庐图》轴，绢本，185.8×106.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荆浩以小披麻皴绘出庐山的五老峰、炉峰、三峡等处的真貌。荆浩于唐末天下大乱时隐居于太行山，以绘画作消遣。他的山水画是唐末诸家之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将庐山的飘幻风姿，形容得非常恰当。庐山终年云雾缭绕，烟云随风飘动于青峰翠峦间，虚无缥缈之中犹如梦幻仙境。庐山雄奇峻挺的山峰、变化多端的云海及神奇秀丽的流泉飞瀑等，是历代*人墨客最爱造访之地。
《庐山高图》之局部
庐山五老峰实景
作品与实景颇为近似。沈周并不曾去过庐山，但却能真切地画出山中之景，不能不叫人佩服画家的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