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
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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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
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针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
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此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如果走开了，整个帝国就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对张先生的依赖性正是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
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舆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
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他可以赢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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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
张居正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他预撰“墓志铭”，给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但他始终在与自己的内心抗争。
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
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
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被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孽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政敌罗织罪状，全凭想象力，这跟写小说有什么区别？
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一千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等，应有尽有。
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帝国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坏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洋洋地接受了。
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作了这样的评价：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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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