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发的太平军）
杨秀清发布过一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就发布“蓄发令”，宣布“有再剃者*无赦”。
这种做法让习惯了剃头的民众感到无所适从和不满，辫发问题又一次成为政治问题。
当时清王朝统治全国已有两百年，老百姓都习惯了养辫子，蓄发反而是异端了。
老百姓用“长毛”来称呼太平军，是长年累月的风俗习惯的惯性所至，而中国人是一个不喜欢变化的民族。
当一个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观念后，辫子已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蓄发反而是一种对传统的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
因此人们对于蓄发充满了恐惧，正如两百年前的祖先们恐惧剃发一样。在太平军禁止剃发的严令下，仍有不少人照常剃发。杭州被清朝收复后，满清限老百姓“三日内皆剃发，民乃欢呼称庆。”
太平军
其实在太平军中，“广西真长发并不多，多者皆两湖新裹之众”，可见就是在太平军中，也有不少人对蓄发还是有看法的。
不过此时剃发与蓄发代表的是政治态度，虽然不少人主动改变发式，但其内心对蓄发还是持保留的态度。
许多老百姓看到太平军来了就蓄发；太平军刚走便“争先剃发”。这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社会心理复杂多样的具体体现。
太平军过于追求辫发中的政治含义，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不少民心。以头发来式来判定一个人的政治倾向，而不顾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显示了太平军政治斗争的幼稚。
太平天国的败亡后，辫子的地位的再次提高，那些自愿的或者被迫的蓄发者又开始了剃发。
三、辛亥革命的“剪发”
到了近代，辫子又一次成为历史焦点，又被赋予了政治意义。
近代中国人留着长辫，被外国人讥笑没有开化。特别是在国外谋生和学习的中国人，往往因为一根大辫子受到洋人的轻辱。
留学生们往往因为一根大辫子被外国人称作“拖尾奴才”，辫子成了“国耻”，于是，一些年轻气盛的留学生干脆将辫子剪去。
可是想回国谋个一官半职的留学生，就不敢剪辫子。
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将辫子盘在头上，带上军帽后被日本人称为“富士山”。
尽管此时辫子成为外国人耻笑的对象，是“落后”的标志，清王朝还是将辫子当成宝贝，谁若私下剪去便是反叛，所以很多留学生回国后以不得不装上假辫子。
（留辫子的清朝留学生）
凭良心说，留根长辫子是很不方便的。既不卫生，又不雅观，还不利于机器化大生产。
所以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提出了剪辫的主张。
维新派将剪辫作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康有为认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
可见维新派认为留辫子是一种落后的风俗习惯，需要改良。
维新派所呼吁女子不缠足，男子不留辫。可惜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执行。
革命党人也是提倡剪辫子的。革命就是要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包括满清倡导的辫发制度，也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革命党人认为剪去辫子能激发出人民的反满热情，能鼓励更多的青年投入反清革命。
革命者号召：“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
就像清初剃发是归附清朝一样，清末剪不剪辫子也是看一个人是否拥护革命的表现。清王朝认为剪辫者即为革命党，所以1905年，当端方、戴鸿慈等人“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宫深滋不悦”。
（剪辫子）
革命洪流终不可挡，武昌起义不久，清政府被迫承认了剪辫子的合法性，下诏“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
辛亥革命胜利，使得剪不剪辫子成为政治的一部分。革命者主张军、警及政府职员应当先行剪辫子，老百姓平则“限期在本年之内”。
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准许官民自由剪发。1912年1月，为了给每个国民颁发国民证，革命军政府限定所有人一律剪去辫子。
“士兵携带剪刀，阻拦行人，强行剪发”，尽管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剪去辫子，但留辫子的人确实少多了。
虽然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但剪辫子也非一帆风顺。张勋的辫子军和满清遗老遗少们，仍拖着一条辫子，他们认为辫子是中国的“传统”，是大清的象征，剪发乃是“崇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