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出生历经清政府到民国的历史转变，她们的存在也为民国的画布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个姐妹都出生于合肥龙门巷张公馆，也就是父母结婚的地方。除了四姐出生后被过继给没有孙女的叔祖母，直到叔祖母去世才回到姐妹身边。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人的性格也大抵如此。
三个年长的姊妹生长在同一屋檐下，但性格却不尽相同。
大姐元和文静端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在大夏大学读书时，因长相秀美、气质尊贵，被封为“大夏皇后”。
虽然表面上娴静寡言，但元和的骨子里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二姐允和身材瘦削，但在小小的身躯里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允和算是四个姐妹里最理性、也最自由奔放的。她语言俏皮，睿智幽默，一度被称为“小辣椒”。
大姐二姐作为家里的两个长女，受到父母的宠爱自然不少。相比之下，三妹兆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那个依旧摆脱不了“母凭子贵”传统思想束缚的年代，全家人都希望陆英的第三胎是个儿子。
可奈何又是一个女儿，所以兆和的出生并不讨喜，家人也没有给她倾注太多的爱。
母亲也常常无暇顾及她，就丢给她一串糖葫芦，让她自己玩。
渐渐地，这种不被大家关注的生活，培养了兆和宽容、忍耐、沉默的性格。小时候，即便二姐抢她苹果吃，她也不吭一声，只是默默地忍下。
与大姐的文静却颇有想法，二姐外向且乖张相比，兆和的性格柔弱了许多，这也为她日后的生活选择埋下了伏笔。
伴随读书和昆曲成长
张氏四姐妹成长的时代不再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了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裹挟，四姐妹的成长更加悠然。
加之父亲为人开明，对教育尤为重视，父亲没有重男轻女，也没有让四姐妹甘当温室的花朵，而是要把女儿培养成气度不凡、学识过人的女子。
正是时代的宽容和父亲的教育，让四姐妹成为有才有德的女子，也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父亲酷爱读书和昆曲，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女儿识字、阅读及曲艺。
张家的一楼有四个大书房，二楼则是藏书的库房，有数以千计的古籍书卷。就连院子的走廊上也随意刻着古诗，可以让孩子们始终沉浸在书香氛围里。
大姐二姐三姐早早就识文断字，还通读了《红楼梦》《桃花源》《牡丹亭》等古典名著。四姐虽然没有沐浴父亲的教育，但是也在叔祖母的精心养育下，琴棋书画、饱读诗书。
四个姐妹年纪轻轻，就才学卓群。
在民国，广泛流传这样一段话“林徽因的诗歌，张允和的书法，潘素的画”。二姐张允和的书法足以与林徽因的诗和潘素的画相媲美。
张允和的小楷骨力深蕴，她也因此被誉为“当代小楷第一人”。
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父母都爱昆曲，张氏家里总是昆曲绕梁。
除了二姐对表演昆曲相对缺乏兴趣，更喜欢书法和写作以外，其余三姐妹都喜欢昆曲表演。
夜色阑珊、低吟浅唱，四姐妹沉醉在昆曲的曼妙情境中。在世事动荡的时代，昆曲给了这个缺少母爱的家庭以温暖，也让四姐妹用旷达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的周遭。
如同她们迥异的性格一样，三个姐妹喜欢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姐元和喜欢扮演高贵小姐，与她的气质极为符合。
三姐兆和不喜欢扮演规规矩矩的角色，而是喜欢滑稽戏。四姐充和除了对昆曲颇为热爱，在诗词歌赋方面颇有天赋。
四个姐妹在才学上不相上下，集聪慧、秀美、才识于一身，成为耀眼的星光。
这个时候她们还不知道，与文字和昆曲的不解之缘，将会贯穿她们的一生。
同样嫁“穷小子”，有人幸福、有人唏嘘
四姐妹的婚姻都是“才子佳人”的组合，自然是很多人羡慕的。
然而，在那个战乱时代，情感也被蒙上了灰色的阴影，才子佳人的组合却并不只有幸福——有的感情走过战乱甜蜜如初，有的则被战火和距离所稀释。
四个姐妹中，感情最被后人知晓的算得上是三姐张兆和和沈从文的爱情。
那句著名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
不知打动了多少痴情女子的心，却唯独在最开始没有打动张兆和。
1928年，26岁的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教，对小自己八岁的校花张兆和一见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