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政治实践中,太平天国对乡官群体和农民阶层的利益诉求缺少持续关注,也是自我孤立政略的体现,特别是将维系战争进行和政权开销的经济压力强加给乡官群体,乡官再转嫁民间,削弱了统治基础,破坏了占领区基层社会的常规运作。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均服务、服从于军事,旨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地方政略,结果造成孤立“自我”的困局。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如反孔非儒、宽进宽取、任人唯亲)、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政策(如易服式、变时令)、违背现实经济规律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城市政策(如废除私有财产、取消私营工商业、拆散家庭)、非理性的宗教说教(如毁灭偶像)等,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政略,人为制造了民众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心理鸿沟。
太平天国*在理政思路上缺少对战略全局客观清醒的认识,对联合的会党、土匪的态度也表现得相对冷漠,自视正统,自我孤立,既不注重内修政理,积蓄自身力量,又忽视联合、招抚其他可以联合的外部反清力量,实际上陷入了自我消耗的困境。
b、习惯于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很多民众抗争的诉求是经济型的,抗争内容主要是与田赋税收地租有关的经济问题,不具政治敌对意识,其性质与团练有着本质区别。所以战争状态中的太平天国政府,因政权认同和政治权威尚未完全形成,应对这类群体事件的实践应该稍向“抚”的方向倾斜,同时修省自身,缓和社会矛盾,以保障社会稳定和民心所向。
但太平天国政府的应变实践是以“剿”为主,不注重善后,过分干涉基层社会事务,习惯性地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在应变实践中产生了"打先锋“"居灭“-拙人“等核轨违纪行为,结果得不偿失,耗费财力、分散兵力、牵扯精力,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太平天国不能区分散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不能区别对待社会变乱的参加者,一概视作政治反乱,大加删洗。对待团练的政策和实践反而常表现为弱化政治问题,大力实行招抚政策,使占领区团练依然存在并照旧维系地方,在地方社会潜伏了严重隐患。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社会变乱,应变的原则和实践应有不同,但太平天国模糊了彼此界限。
结语：根据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概括归纳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和深刻教训，太平天国既有在处理社会问题、推进社会建设方面的可赞可取之处,也留给后世诸如自我孤立、政局紊乱的沉痛教训。
这一视角展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在评价太平天国功过是非问题上,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执着一端,问题的本真需要客观理性地立足史料和史实,绝不能泛泛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