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与炒饭的普及和成本降低有关。宋以后，随着煤炭开采技术的成熟，出现了社会面的大规模制瓷、冶铁。根据美国学者郝若贝的计算，在冶铁业最为兴盛的宋神宗在位期间，钢铁年产量在七万五千吨至十五万吨，全球第一。
这让原本只能应用于军事和贵族生活的铁器真正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压榨植物油、烹制炒饭最困难的门槛成了不费吹灰之力的环节。
物以稀为贵，不稀奇了，也就不值得推崇了。
更重要的是，随着唐宋以来科举制度的定型、门阀的衰落、程朱理学的普及推广，文人士大夫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管理阶层的核心。随之而流行的，是崇尚清淡、中庸、精细、雅致的文人审美。
代表中餐最顶尖滋味的螃蟹、刀鱼、鲥鱼形象就此养成；科举考试人才比例冠绝全国的江浙平原诞生了有 “文人菜”美誉的淮扬菜；而油水多、分量大、烟火气重、菜饭合一、缺乏摆盘变化的炒饭，自然而然地被贴上了市井江湖的标签，与文人审美中细致的饮食产生了隔膜，也与扬州雅致俊逸的城市形象产生了反差。
从此以后，掌握舆论力量的士大夫们，在诗词文章中，再也不会咏赞“碎金饭”之美味。
这是今天炒饭依然游离于扬州主流饮食之外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扬州人不吃、不爱吃炒饭，而是以文人文化为标榜的城市气质，刻意忽略弱化了炒饭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