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元年”空心砖于1967年征集于南阳市东关牛王庙村，长125，宽42，厚16厘米。砖一端模印有“建武元年”四字。“建武元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25年。砖面上有成排的圆圈纹、柿蒂纹、米字纹等纹饰，是采用阴刻的印模，在砖坯半干时交错拍印而成的。这种大型的空心砖，砖长一米余，作长方形条石状，内部空，每边砖壁厚2—3厘米，故名“空心砖”。这种砖大而稳重，坚硬结实，平整美观，在大型建筑中常用于铺筑踏步和台阶，在墓室建筑中则用它建造椁室。空心砖能承受较大的压力，所以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但很少有被压坏的，说明当时的陶工已懂得空心物体所承受的压力与实心物体相同的原理并把它运用到制砖工艺上，这既可节省原料，又能减轻砖的重量，是一项重要的创造。
青铜甬钟出土于石桥，起始于西周中期，也是种极富南方地方特色的乐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周时期甬钟由铙演变而来，并从南方传播至黄河流域，成为两周时期中原的主要青铜乐器。这件铜甬钟高56厘米、宽32厘米、厚12.5厘米。腔体较长，钲部短于鼓部，枚的地位缩得很高,共计48枚，无篆。甬为圆筒形，甬上没有旋和干,衡空,内设一横梁，有钩可悬挂。这种甬钟造型在中原同类器中比较少见，应是巴蜀地区的甬钟形式，是巴蜀文化的产物。该甬钟在南阳发现，扩大了这种甬钟分布地范围，对研究汉代中原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出土南阳石桥镇，樽是一种古代的盛酒器，还用于温酒。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 这件铜樽1933年4月出土于南阳县石桥镇汉墓。通体鎏金，盖面和腹外壁饰有两周精美的鎏金花纹。鎏金花纹带皆以自然的白铜为衬地，鎏金而成的图案为繁密而流畅的金色流云纹，珍禽瑞兽出没云气间，形象可辨者有应龙、羽人、鹿、朱雀、飞雁、独角兽等，纹饰流畅而有生气，雕刻精细。两汉社会，神仙思想弥漫，企盼长生不老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地位越尊崇、生活越优越，期盼就越强烈。体现升仙祥瑞观念的各种造型形象充满了生活环境，飞虎羽人、神兽瑞鸟等纹饰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艺术表现题材。这件樽以鎏金工艺刻画出绚丽多彩的纹饰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汉代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该樽出土以后备受重视，对于它的保护，还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该樽1933年出土以后即被南阳民众教育馆征得。抗战时期，日军侵凌南阳，城内百姓四处逃亡。南阳民众教育馆的刘玉奇同志为保护这件十分有价值的文物，独携此器流亡各地。路上遇到日军飞机轰炸，他就将此器压入身子底下保护。后来逃到南召县南河店镇，他觉着随身携带极不安全，就将此器埋入一农户家的院子里，直到抗战胜利，才带回南阳。解放后，此器由民众教育馆移交南阳市文化馆。1959年10月，南阳市博物馆成立，此器又被移交给南阳市博物馆保存至今。
东汉“延熹七年”铜镜，1980年，南阳市博物馆在南阳市废品公司拣选的一面纪年铜镜，直径16.8厘米，厚0.2厘米。镜为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围以蝙蝠形四叶纹，四叶内两两相对，分别饰有一兽首纹和三字铭文，铭文为“乐未央”、“富贵昌”。四叶间亦配置兽首各一，外区为铭文带，由于镜子残缺、锈蚀严重，只能识别出部分铭文，铭文为“延熹七年正月丙午，吾造作明竟兮，……公，长乐未央，子孙千人出南阳兮。”此镜虽有残缺，但镜中“子孙千人出南阳”的铭文，说明了汉代南阳作为全国较大的冶铁冶铜基地，不仅铸造各类工具，还铸造钱币、铜镜等精美的青铜用品。由此也可以证明，南阳地区在汉代曾经有过自己的铜镜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