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元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以下简称“沿革例”）的以下记载历来受人重视，被认为是研究宋元时代经书刊刻史事的重要线索：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板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1]
不过，“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的说法，令人稍感违和——是历史上未曾有过“蜀学重刊小字本”，还是它未被纳入校勘范围？若是前一种情况，“中”必然小于“大”，既然不存在更小的“小”，“中字本”之称就显得没有着落，为何不径直谓之“小字本”？同理，“中字有句读附音本”、“又中字凡四本”，它们被称为“中字”的立足点是什么？
以上疑问的提出，显然是基于比较关系下“大小相对”的逻辑认识。强化这一思维定式的，是常见于善本书志题跋的“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十八、小字二十四”、“板心上注每纸大小字数”云云。此类记录至晚在清代中期便已出现，做法更是沿袭至今。它向人们施加了长远的影响，以至于提及版刻中的大字、小字，经它规训的人们（或者说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版面上同时呈现而大小有别的正文与注文。
但在逻辑上，除了比较意义上的相对差别，大/中/小字还可具有另外两种层面的含义：一是主观视觉感受，二是具体的尺寸规格（类似于衣物的S/M/L码）。这两者又存在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尺寸规格脱胎于（或者不能背离）视觉感受。譬如，规格意义上的大字，人们的观感至少应是“不算太小”。
一旦明了存在多元意义之可能，便会引起如下警觉：版本学的研究语汇“大/中/小字”，是后代学者施加于版刻实物的“后见之明”，它的所指与宋元刻书语境下的“大/中/小字”完全一致么？若否，刻书历史现场中的“大/中/小字”，当作何解？本文拟就此提出初步假说。
一、文献中所见版刻语境下的“大/中/小字”
翻检宋代文献，不难发现刻书语境下的“大/中/小字”的记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影北宋本”《伤寒论》（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该本有北宋元佑三年（1088）国子监牒文，涉及当时国子监刊刻一批医籍的细节：
国子监准尚书礼部元佑三年八月八日符：元佑三年八月七日酉时，准都省送下。当月六日，敕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同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七日未时，付礼部施行。
续准礼部符：元佑三年九月二十日，准都省送下。当月十七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国子监状。据书库状，准朝旨，雕印小字《伤寒论》等医书出卖。契勘工钱，约支用五千余贯，未委于是何官钱支给，应副使用。本监比欲依雕四子等体例，于书库卖书钱内借支。又缘所降朝旨，候雕造了，令只收官纸工墨本价，即别不收息，虑日后难以拨还。欲乞朝廷特赐应副上件钱数支使，候指挥。尚书省勘当，欲用本监见在卖书钱，候将来成书出卖，每部只收息一分，余依元降指挥。奉圣旨，依国子监，主者一依敕命，指挥施行。
治平二年二月四日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2]
治平二年（1065），《伤寒论》“奉圣旨镂版施行”，因是大字刊刻，导致印出的本子“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是以元佑重刻《伤寒论》等书，特别要求“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以便“民间请买”。
既然使用“小字”刻印是为降低成本/售价，那就不是字形略微缩小的问题，而是必须形成明显差距，足以达到以下效果：若行款不变，版面尺寸（对应版材尺寸）与书册开本（对应纸张尺寸）明显缩小；或版面尺寸大致相同，叶面字数大幅增多，叶数（对应版片数量）明显减少。无论何种方式，目的均为降低刻版印刷所需版材与纸张的消耗量。如牒文所云，浙江已用小字刻印了这批医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推论，“浙路小字本”不仅用于校对讹误，也是此次国子监“小字雕印”的面貌规格的参照物。要之，此处的“小字”是指足以影响刻书成本的字形规格。
左为宋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楚辞集注》，版框高19.2cm；
右为宋绍熙四年吴炎刻本《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版框高19.6cm。
这是将二者版框缩放至约同等大小后的对比图，可见字形较小者的叶面字数远多于字形较大者。
胄监虽被推为两宋刻书之标杆，但刻书仅是其职责范围的一小部分，甚至很难说是日常事务，论长年累月唯以刻书为务，自无法与书坊相比。作为规格的“大/中/小字”，必是在刻书业内部自然形成，而非源自朝廷官署。如下引文，“鬻书者”敏锐发现潜在需求，制作出大受欢迎的“中字”，阅读体验优于“巾箱”（小字），价格低于监本（大字），是异于后两者的新规格：
《吕陶记闻》云：嘉佑、治平间，鬻书者为监本字大难售，巾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别刻一本，不大不小，谓之中书《五经》，读者竞买。其后王荆公用事，《新义》盛行，盖中书《五经》谶于先也。[3]
《皕宋楼藏书志》卷四五著录宋刻本《重校证活人书》，该本今存日本静嘉堂文库，载政和八年（1118）朱肱序，中称：
过方城，见同年范内翰，云：《活人书》详矣，比《百问》十倍，然证与方分为两卷，仓卒难检耳。及至睢阳，又见王先生，云：《活人书》，京师、成都、湖南、福建、两浙，凡五处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错误颇多。遂取缮本，重为参详，改一百余处，及并证与方为一卷，因命工于杭州大隐坊镂板，作中字印行，庶几缓急，易以捡阅。……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点洞霄宫朱肱重校。[4]
宋刻本《六甲天元气运钤》，卷前有朱肱《运气图序》，题署官衔亦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可知与上引序文写作时间相近，称：
今作小字镂板，非特广其传而巳。庶使一偏之士蔽于人而不知天者，知此书之不可不读也。朝奉郎提点洞霄宫朱肱序。[5]
朱氏对刻本面貌有自己的规划与掌控，此用“中字”，彼用“小字”。这两次刻书不相关涉，所以“中字”“小字”是对于物质性规格的指称，而非相对比较。可惜对应的北宋刻本，今已不存，无从得知自行规格的具体情况。
再看南宋时期之例。朱熹的多种著作在其生前刊刻，有些甚至经多次刊刻，可以说他与书籍刻印的关系匪浅。淳熙六年（1179），他致信吕祖俭，[6]称所著《论孟精义》将以“大字版”刊印。此时，书尚未付梓，“大字版”不是呈现于眼前的视觉感受，而是规划中的面貌：
豫章欲刻《精义》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増横渠诸说。此间传录未及数篇，专作此数字，今后遣人就借，得以付之为幸。[7]
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二程全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一些早期刻本的序跋，中有淳佑六年（1246）赵师耕序，称自己本次刻书改用“大字”：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宪使杨公已锓板三山学宫。《遗书》《外书》，则庾司旧有之，乙未之火，与他书俱毁不存。诸书虽未能复，是书胡可缓。师耕承乏此来，亟将故本易以大字，与《文集》为一体刻之后圃明教堂。赖吾同志相与校订，视旧加密，二先生之书于是乎全。时淳佑丙午古汴赵师耕书。[8]
明嘉靖间覆刻宋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在清代长期被误认为宋刻原本，致误原因是该本卷末照刻了淳熙三年阮氏刻书牌记，牌记称所刊为“大字”：
谨依监本写作大字，附以《释文》，三复校正刊行，如履通衢，了亡室（窒）碍处，诚可嘉矣。兼列图表于卷首，迹夫唐虞三代之本末源流，虽千岁之久，豁然如一日矣，其明经之指南欤。以是衍传，愿垂淸鉴。淳熙柔兆涒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
以上三例，大体涵盖了南宋刻书的三大类型：种德堂本自是坊刻，赵师耕刻本有浓厚的官刻意味；朱熹可插手指挥豫章本的刊刻事宜（“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増横渠诸说”），与主事者当有交谊，考虑到他的身份地位，此本或官刻或私刻。三家均称使用“大字”，大约是因为刊刻成本较高，阅读体验良好，是值得表出的自豪之事。
通观上揭诸例，可感觉到：在刻书语境下，“大字”“中字”“小字”是指特定的尺寸规格。惟与之对应的刻本实物皆不传，无从确知具体尺寸数值。以下将考察文字指称与刻本实物可相对应的若干实例，探索这一问题。
二、宋元时代的“中字”：实例与分析
先看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文献通考》。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分记两种字形时，绝大多数叶面以“中（字）若干”，指称正文字数。[9]通计全书，作“大（字）”者，仅129叶，涉及刻工十余人；[10]作“中（字）”的叶数，至少是十倍以上，对应的刻工人数远多，且有多人见于其他元刻本。[11]
须说明的是，该本没有尺寸更大的第三种字形，故而“中字”决非基于比较关系的相对性称谓，而是指字形的尺寸规格。刻工们非常清楚，自己刻制的是“中字”与“小字”，工毕核算报酬，依照这两种规格的标准分别计算，所以“物勒工名”，留下了这些记录。正因“中若干小若干”是未经后世扰动的原始工作痕迹，便为探究元代刻书业的字形规格，提供极为难得的、可信的观察基点。
既然谈论规格，就必须给出具体数值。受汉字形体结构与手工生产的双重影响，刻本中各字的高广势不能整齐划一，宋元刻本的上下字之间往往笔划交错，测量时难于取准；加之调阅宋元刻本实物，逐字逐叶测量，更缺乏可行性。是故，本文的方法是将版框高度除以每行字数，版框宽度除以每叶行数，得出每字平均可用空间；由此摆脱上述细节干扰，更利于宏观把握总体情事。
回到西湖书院本《文献通考》。该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版框26×19.2cm，[12]照上述原则计算，平均每字可用空间为1×1.48cm。[13]此本少数叶面称“大字”，绝大多数称“中字”，可见它正处于两种规格的临界线的“中字”一侧，所以可初步判定，高度1cm是元代浙江地区刻书业“中字”规格的上限。
《文献通考》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此叶版心标记“中五百九十，
小三十一”（图片引自《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此叶全为正文，版心标记“中字三百四十一”，刻工付茂又见元至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宋史》《金史》。
在新刻书以外，西湖书院收储大量南宋旧版，修补重印，其中也有一些反映“中字”实态的史料。
宋刻递修本《春秋公羊疏》《尔雅疏》，为南宋前期浙刻本，与南宋国子监关系密切，元时版片在西湖书院。前者现存卷一至七（国家图书馆藏本），有2叶版心标记“中若干”，均为元代补版。后者（国家图书馆藏本）以洪武公文纸刷印，有8叶版心标记“中（字）若干”（均为补版），其中3叶可辨识刻工姓名，为李宝、俞声、徐荣。案，李、俞为元代刻工，见于多种宋刻本的西湖书院补版。[14]徐荣补版叶及卷十叶12（无刻工姓名），字体风格似为宋刻。[15]卷三叶3，字体与以上各叶明显不同，应是元末甚至明初的补版。
它们的规格是：《尔雅疏》，十五行二十九至三十一字，版框20.1×15cm，平均每字0.67×1cm。[16]《春秋公羊疏》，十五行二十二至二十八字，版框21.9×16.8cm，平均每字0.88×1.12cm。
南宋初刻递修本《通典》，亦为浙江地区刻书，风貌与《尔雅》《公羊》单疏本类似，与南宋国子监有关。元代补版叶有标记“中若干小若干”者，刻工姓名模糊难辨，然《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有载，可断定乃西湖书院补版。该本十五行二十六至二十八字，版框22.8×16.5cm，平均每字0.84×1.1cm。
宋刻递修本《冲虚至德真经》亦是南宋前期江浙地区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有4叶元代补版标记“中若干小若干”（其中2叶署名“蔡”、“贵”）。原刻叶与补版叶的字体版式风貌，与《尔雅》《公羊》单疏本接近，虽不载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但补版时地宜与之相差不远。该本十四行二十五至二十六字，版框21.8×15.3cm，平均每字0.84×1.09cm。
如所周知，补版一般不会变动行款，版框尺寸亦与原刻相近，故而补版叶与原刻叶的字形规格基本相等。既然按照元人的标准，以上诸书的补版叶为中字，然则宋人视原刻叶为中字的可能性，就值得充分考虑。但是，西湖书院补版，距宋室覆亡已有数十年之久，不能遽以之等同于南宋的情形——尽管其他方面的实例证明，刻书业的某些习惯做法长期不变。[17]
可幸的是，南宋“中字本”也有可信实例。淳熙三年（1176），张杅于江南东路广德军任上刊刻《史记集解索隐》，世称桐川郡斋本，卷末张杅跋称“因搜笥中书，蜀所刊小字者偶随来，遂命中字书刊之”。这是刻书发起人自我声称的“中字本”，绝无可疑。该本十二行二十五字，版框19.2×14.9cm，平均每字0.77×1.24cm。
出现于嘉德公司2005年春季拍卖的宋刻附释文本《春秋经传集解》，被认为是《沿革例》提及的蜀刻“中字有句读附音本”。该本十一行二十字，版框20×14cm，平均每字1×1.27cm。[18]
以上两种南宋中字本，恰好落在元代“中字”规格的数值区间内，可见宋元刻书业的“中字”规格一脉相承，进而可证《春秋公羊疏》等书，系宋人以彼时“中字”规格开雕。
综上诸例，可暂作小结：“中字”规格不是某一固定数值，而是一定的范围区间，这是雕版印刷作为手工业生产的必然特性。宋元刻书的“中字”规格基本相同，范围约在每字（高度）0.7-1cm之间，0.8-0.9cm者居多。
三、南宋刻书中的“大字”：实例与分析
辨析“大字”规格，较“中字”为难。症结在于：序跋牌记称“大字”者，相对可信，但实例不多，无法全面说明问题。以版心标记“大若干小若干”为据，无法在逻辑上彻底排除比较意义之“大小”的可能性（“中若干小若干”无此歧义困扰）；反之，亦无法从逻辑上彻底排除指称规格的可能性，若能举出大量实例，仍可有一定信度。
有鉴于此，先观察序跋牌记自称“大字”的实例，确定初步的可信范围。宋宝佑五年（1257）湖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赵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