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为《仪礼集说》，右为《文献通考》，均为国家图书馆藏本。
《文献通考》此叶无双行注释，版心标注“中字三百四十一”。
至于西湖书院以外的元代刻本，先看序跋刊语提供自述材料的一例。元至正五年抚州路儒学刻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前有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刻书牒文，称“如蒙移文本路，详加编录，大字刊行”云云。该本九行二十字，22.8×15.3cm，平均每字1.14×1.7cm。[31]
下表诸例均有元刻叶标注“大若干小若干”。尽管样本有限，但仍可看出元代后期刻书的“大字”规格，似在缩小（虽尚有尺寸较大者如《金陵新志》）。这与南宋“大字”规格不呈时代性变化，有所不同。此外，《孟子》相台岳氏刻本、盱郡刻本，均为翻刻宋廖氏刻本，岳本、盱郡本又与廖氏刻本《河东先生集》行款一致，规格相近；由此可知，廖氏九经与韩柳集采用同一规格，岳氏、盱郡翻刻时沿用廖氏的原始规格。可见“大字”与否，还会与原刻翻刻有关；这与补版叶的规格近似原刻叶，其理相通。
五、宋元坊刻的“大字”
前揭实例多为官刻本、私刻本，受其性质影响，序跋刊语自我声明“大字”者较少。坊刻本有商业宣传的需求，乐于做此类宣传，故而留下了不少实例：
饶州德兴县庄溪书痴子董应梦重行校证，写作大字，命工刊板，衠用皮纸印造，务在流通，使收书英俊得兹本板，端不负于收书矣。绍兴庚辰除日，因笔以记志岁月云。[34]
饶州德兴县庄溪董应梦宅经史局逐一校勘，写作大字，命工刊行。（以上宋绍兴三十年饶州德兴县董应梦刻本《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刊语）[35]
先生父子文体不同，世多混乱无别，书肆久亡善本。前后编节刊行，非繁简失宜，则取舍不当，鱼鲁亥豕，无所是正，观者病焉。顷在上庠，得吕东莱手抄凡五百余篇，皆可诵习为矜式者。因与同舍校勘讹谬，别为三集。逐篇指摘关键，标题以发明主意。其有事迹隐晦，又从而注释之。诚使一见本末不遗，义理昭晰，岂曰小补之哉。鼎新作大字锓木，与天下共之。收书贤士，伏幸垂鉴。绍熙癸丑八月既望，从事郎桂阳军军学教授吴炎济之咨。（宋绍熙四年吴炎刻本《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牌记）[36]
此书系求到京本，将出处逐一比校，使无差谬，重新写作大板雕开，并无一字误落。时庆元丁巳之岁建安余氏刊。（宋庆元三年建安余氏刻本《重修事物纪原集》牌记）[37]
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宋万卷堂刻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卷末刊语）[38]
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启。（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牌记）
今将伊川先生点校古本逐卦附入陆德明释音，写作大字刊行，刻画精致，并无差误。收书贤士伏幸详鉴。（宋末建阳刻本《伊川先生点校附音周易》牌记）[39]
两坊旧刊诗书集传，俱无音释，览者有遗恨焉。本堂今将书传附入鄱阳邹氏音释，诗传附入金华许益之名物钞音释，各依名儒善本点校句读，仍取纂图，置之卷首。大字刊行，精加校正无差，庶几读者豁然无疑矣。与坊中旧本玉石判然，收书君子幸监。至正丙午孟冬梅隐精舍谨识。（元至正二十六年梅隐精舍刻本《书集传》牌记）[40]
坊刻本以盈利为目的，成本是重要问题。即便刻制“大字”的费用与“小字”持平，[41]前者也意味着更大尺幅或更多数量的版面，导致版材与纸张成本增多。从善意角度理解，既然宣称是“大字”，为免名不符实之诮，总不宜与当时人们对“大字”的普遍认知相差过远；好比现代人指着小五号字而谓之“大字”，无疑相当尴尬。但如下表所示，以上号称“大字”的坊刻，规格与官刻私刻相差甚远，大多仅相当于前者之“中字”。
由此，话题可转回至西湖书院。不少刻工见于西湖书院补版/新刻的多种书籍，各书的刻工又不尽相同。这暗示了：当时存在专以刻字为生或主要生计的刻工群体，人员相对稳定，而书院与刻工的关系松散，欲刻书补版，方临时募集，故甲书有张王李赵，乙书有赵钱孙李。刻工平日为他处/他人刻书，最可长期服务的便是书坊。正是在书坊的工作经验——1cm的规格在坊刻中足可夸称为“大字”，使一部分刻工习惯成自然，在《文献通考》中留下了“大若干小若干”的记录。
如下表所示，也有部分坊刻本“大字”与官刻私刻不相上下。[45]这或与翻刻本尺寸规格近似原刻有关，如宋十行本与元十行本、蔡琪本与白鹭洲书院本皆是。
综言之，宋元坊刻的“大字”看似模糊而宽泛，低者可下探至官刻私刻的“中字”区间；这似乎暗示坊刻另有一套字形规格。但无论官私坊刻，均由当时的工匠群体承担刊刻；而刻字规格作为行内的约定俗成，不太可能随服务物件的变更而改变。有趣的是，以笔者见闻所及，除了前述“中书《五经》”，未见坊本自称“中字”或“小字”，凡自我声明者，均称“大字”。可见从商业宣传的角度考虑，“中字本”与“小字本”不值得夸耀。然则，坊刻“大字”规格的含混，更多是书坊的经营策略，向潜在顾客宣称“大字”刊行，与实际按“中字”规格刻版及议价付酬，并不相悖。
余论与小结
行文至此，可能会引发质疑：为何宋元刻书“中字”与“大字”的临界线，偏偏落在公制长度1cm？“小字”规格如何，文中何以未论及？
这两个疑问存在关联，因缺乏足够证据，仅能略作推测。“大/中字”的临界点，可能是尺制下的三分，1宋尺约31.2~32cm，3分为0.954~0.96cm，与公制1cm极接近。沿此进一步推论，前述“中字”诸例的最小者为0.67cm，结合宋代尺制考量，“中/小字”边界似为2分（0.624~0.64cm）。
讨论“小字”之难，在于文字证据与版刻实物之对应。如前述，序跋牌记的自我宣称相对可靠，故本文论述“大/中字”时，先以此类材料为据，确定初步范围，再辅以版心标记，进行细化。“小字”不值得自夸，序跋等避而不提，无法在现存版本中找到自我宣称的实例；版心标记“大若干小若干”，数量虽多，但按本文计算方法，前揭诸例的双行小字注文，多符合“中字”规格。——这似有推翻本文观点的危险。
笔者对此的理解是：本文计算得出的是平均每字可用空间，而非每字平均大小。宋元刻本的（正文）字距较紧，乃至笔划交错，两者相差不大；而双行注文须迁就正文大字，与之形成相当的大小等差，且双行间要留出间距，实际字型往往小于可用空间不少。另一方面，某些“大字本”的正文字型很大，若注文坚持“小字”规格，大小悬殊，比例失调，有欠美观，遂不得不有所折中。
当然，这不意味“小字”是空悬之物，或符合“小字”规格的宋元刻本已无存世。
如开篇所述，“小字”可显著降低成本，是故宜于成本敏感型的低端商业出版物中觅之。正如当今的商业活动强调细分市场，宋元时代同样存在高度发达与专业细分的出版市场。坊刻亦不一味徘徊于低端，书坊会针对不同消费能力与需求的人群，精准投放产品，故而版刻在各方面均呈现极大跨度，其中最易被感知的是技艺与视觉效果。顶级坊刻之精工，毫不亚于官刻私刻，如余仁仲、黄善夫、陈解元诸家所刻书，相比茶盐司、世彩堂刻本，风格固然不同，堪称精品则一。而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十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版框10.3×7.8cm，平均每字0.5×0.65cm）、元刻本《古今杂剧》（十四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版框13.7×9.3cm，[48]平均每字0.54×0.66cm），内容、开本、版式布局、刻字水准均远逊于前揭诸书，可以视为宋元低端版刻的代表。无不巧合的是，其字形规格亦低于上文推测的“中/小字”临界线。[49]在历史的冲刷下，“小字”的主要运用场景——低端版刻的幸存几率极低，因而关于“小字”，只能止步于以上推测。
要之，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中，“大/中/小字”原是历史上的版刻术语，藏书家/版本学者在版刻实物中观察到了它们，并用以指称所欲指称，在此移用过程中，词汇的含义发生了偏转，加之日益远离宋元版刻生产的语境，“大/中/小字”的原初含义，反致湮没无闻。理解此点之后，就会对《沿革例》等文献中的“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有更加深刻而鲜活的认识。
本文所作研究，须调查大量版本，并逐叶翻检。调查宋元本实物，存在难以逾越的客观限制，版心又往往破损难辨。所幸各处公布的电子资源日增，笔者尽力搜得并析出前揭各例。然而书海无涯，我愿意随时修正（而非撤回）自己的观点。
[1] [元]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北京：北京大学2019年影印清影宋抄本，第2页。
[2] [清]杨守敬撰，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卷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此例承董岑仕女士见示。
[4][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四五，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本，第17页a。
[5] [宋]佚名：《六甲天元气运钤》，《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1页a。
[6]此函系年用陈来之说。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73页。
[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一，《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咸淳元年建安书院刻宋元明递修本，第11页b。
[8] [宋]程颢、程颐撰，[明]康绍宗编：《二程全书》卷六四，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第13页b-第14页a。此序后有小字注“麻沙本后序”。案，以序中“庾司旧有之”、“师耕承乏此来”、“刻之后圃明教堂”等语观之，赵氏刻本似为官刻。盖麻沙坊本从赵本出，而保留赵序。淳佑六年，赵氏所任何官不明，明年则转任知泉州事。《道光晋江县志》卷二八“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淳佑七年八月，知泉州事陈大猷致仕，师耕接任。又，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有“淳佑丁未（七年）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可知他兼任提举市舶司。
[9]此本共6200多叶，版心标记字数者占多数。整叶全为正文或双行注文者，记作“若干”，兼有正文注文者则分记。分记的格式用语不一，有“若干小若干”、“若干，若干”、“大若干小若干”、“中若干小若干”、“若干中字若干小字”，等等。
[10]刻工姓名多仅署一字，如翁、吴、阮、良、公、寿等，难以确定分合，署双字者有君仲、正方、子华、子坚。
[11]如王子仁、付茂、陈福、陈大用等人，亦见于元至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宋史》《金史》，张以方参与刊刻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困学纪闻》。
[12]文中的版框尺寸资料，凡未说明者，均取自《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13]此处尚须说明。尽管资料上横大于纵，但绝大多数宋元刻本的字体不呈明显的扁方状，这是因为：按照本文的计算方法，纵向尺寸、横向尺寸实际分别包含行间距与字间距，但宋元刻本上下字之间往往笔划交错，字距较小，行间距则相对疏朗。职是之故，更接近字形实际大小的是资料中的纵向尺寸（高度）。
[14]李俞二人并见于小字本《说文解字》、赣州军学本《文选》，李宝又见于所谓“眉山七史”本《宋书》《陈书》。
[15]根据尾崎康的研究，南宋前期江浙刻本南北朝七史（即“眉山七史”）之南宋中期补版刻工有徐荣，元代中期补版刻工亦有名徐荣者。参见尾崎康着，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2-114页。
[16]每行字数取中位数即三十字计算，以下同。
[17]石祥：《小样：中国古籍刻印中的局部印刷》，《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2期，第70-75页。
[18]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5-191页；拓晓堂、傅敏：《破解七百年的谜局——宋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介绍》，《中国商报》，2005年7月14日第1版。
[19]版框尺寸数据，引自“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图书文献选萃》，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3年，第65页。
[20]静嘉堂文库藏本的版框数据，均引自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
[21]《诗集传》《中庸辑略》虽无序跋牌记刊语等文字证据，但两书行款相同，字体风貌均是浙刻风味，且各有多名刻工见于《绍定吴郡志》 、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刊刻《本末》之宝佑五年，已属理宗在位（1224-1264）之后期。由此推测，此二书应系理宗时浙地所刻，且可能存在关联。
[22]世彩堂本韩柳集行款一致，尺寸相仿，仅取柳集为例。
[23]抚州公使库所刻诸经，行款并同，尺寸相近，仅举《礼记》为例。
[24]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973
[25]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744
[26]韵书版式特殊，取卷一“韵例”统计行款。
[27]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956
[28]统计时，包括了下文所述的宋刻元修本，下统计图同。
[29]作为参照，《永乐大典》开本高近50cm，观览实物，可知其庞大已有碍阅读。又，以上诸例规格在1.5cm及以上者，每行字数多为十五六字，行数多为六至八行，便是有意减少版面总字数，以控制版面尺寸。
[30]同等条件下，每字相差2毫米，书叶整体的视觉差异将相当明显，熟悉版刻实物者自可理解。
[31]《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编辑出版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072页。
[32]此本版心不标字数，为便比较而列出。
[33]昌彼得：《增订蟫庵群书题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页。
[34] [宋]苏洵、苏轼、苏辙：《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卷二八，《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9页b。
[35] [宋]苏洵、苏轼、苏辙：《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卷三二，第7页b。
[36] [宋]吕祖谦：《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目录，《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4页b。
[37]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图版编，第165页。
[38]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图版二三二。
[39]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128886719614279a5617126f2bdf086fDM5ODk4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40]“国立故宫博物院”：《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4年，页66。
[41]宋元时代的刻书资费标准难以确知，既然标称“大若干小若干”，不同规格字形的资费当有不同。作为参考，王季烈《江苏苏州莫厘王氏家谱》收录《乾隆修谱纪略》，称：“三月十一日，往穆大展店，用白木板刻宋字，讲价中字每百八分，小字每百六分。抄写样稿毕，送阅勘正，然后付梓。”（卷十二，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穆大展是乾嘉时苏州刻字店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资费标准中也出现了“中字”。
[42]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第45页。
[43]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128886719614279a5617126f2bdf086fDM5ODk4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
[44]“国立故宫博物院”：《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第66页。
[45]除宋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各书均有叶面标注“大若干小若干”。
[46]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43744
[47]白鹭洲书院刻本，中国学者多认为是宋刻本，本文采用尾崎康的观点，他认为此本是蔡琪刻本的元代翻刻本（《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340-341页）。
[48]此据《中华再造善本》卷端给出的资料，《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称版框19.3×13.7cm，有误。
[49]当然，不能仅凭“小字”断定“低端”。如天禄琳琅旧藏宋刻巾箱本《礼记》，十行十九字，版框9.6×6.8cm，平均每字0.51×0.68cm；此本刊刻颇精，足堪赏玩，是刻意为之的高端袖珍书。
【作者简介】
石祥，1979年出生，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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