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聊斋自志》 中说："集腋为裘，妄绪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蒲松龄为自己作品定下的情感基调是"孤愤"的。蒲松龄怀着孤独之感，抒发了自己大半生科考不中的愤慨之情。这份愤慨的指责对象是昏庸的考官，是不公正的科场。
1. 讽刺考官的有眼无珠，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司文郎》一篇中，蒲松龄创作了一个可以评判文章的盲人和尚形象，只要把文章烧成灰，就能以鼻嗅评判文章高低。闻到好的文章他"受之以脾"，低劣的文章他"咳逆数声"。蒲松龄设置用鼻子嗅文章的读书模式，妙趣横生的嘲讽了科举考试臭不可闻的文章。面对写出令人作呕的文章的余杭生高中榜首，写出好文章的王子平却名落孙山的情况，和尚发出了"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的感叹，辛辣的指出了文场的阅卷官才是真正的盲人。文场为什么暗无天日，蒲松龄创立这样的情节，表明了原因在于文运掌握者不懂得辨别好文章、发现人才。《司文郎》的结局也寄托了蒲松龄的理想，宋生在孔子的帮助下成为了司文郎，文运昌盛，有才能的读书人金榜题名，腐烂低劣的文章不得高中。同样写考官昏庸的还有《三生》一篇。兴于唐到阴间状告考官"黜佳士而进凡庸"，主考官推诿责任说房官不推荐，自己根本看不到。阎王治主考官失职之罪，掘其双目，剜其心脏，这才大快人心，消解了考生的怨气。作者描写阎王惩戒考官的刑罚是及其严酷的，不是这样的严惩不足以平复考生的愤恨之情。这反映了八股科举下考官不能识别人才的弊端。同时也寄托了蒲松龄期望考官能够选拔真才，这样自己便能够凭借着才学考取功名，实现抱负。
《于去恶》中蒲松龄写了两件科场舞弊之事。在于去恶的故事中，考官由公正的文昌帝君变成了爱钱之辈，于去恶因此落第，后来在桓候张翼德的肃清下于去恶终于得到了官位。在另一个故事里，陶生两次入闱，皆不第。直到丁酉年间，考场作弊被揭发，才中了乡试。无论是考场的贿赂还是考场作弊的乱象，都是八股科举下出现的弊端。蒲松龄一生期盼科场能够肃清，期盼着桓侯一般的人物出现，整顿考场的秩序，不使英雄失志。《考弊司》里作者用一个阴间的故事来暗示凡间考官的昏庸贪财。文中写秀才初见虚肚鬼王时需要按照惯例割下髀肉供奉。然而若有丰厚的贿赂，则可免除这严苛的惩处。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凡世间的考官收受贿赂。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考弊司门前的石碑上一个写着"孝悌忠信"，一个写着"礼义廉耻"，与现实的情况背道而驰。面对八股科举下的世风日下，蒲松龄借闻生之口发出了"成何世界"的感叹，实则也代表了蒲松龄面对考场世界的不满。
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论述讽刺小说时曾说："迨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诚然，吴敬梓秉持着公心，取材于现实，借由八股科举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全方位的批评了八股制艺对人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摧残。
1.醉心功名、失去情怀的读书人在《儒林外史》中，周进和范进是大批汲汲于科举功名的典型代表。他们之所以耗费半生，沉迷于科举功名，是因为一旦高中，便会极大地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周进中举后，一众人上门道贺，会试的盘费、衣服都有人替他谋划；范进中举后，奴仆、丫鬟都有了，更不必说钱、米了。两人作为读书人，关心的是自己的人情与利益。为了功名富贵，他们习八股，只读《四书》《五经》，导致知识面狭窄，周进劝勉魏好古"用心举业，休学杂览"，举业以外的文学艺术被看作是务名而不务实的。在这种只追求务实的人生哲学下，读书人的格局越来越小，失去了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只追求自己的荣身富贵。八股制艺下读书人的思想越来越僵化，功令文字下充斥的是一种功利思想。
八股科举下的读书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周进、范进这样博得了富贵的；一类是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仕途取得功名的。在第二类人群中产生了一批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假名士。他们标榜不讲八股，刻诗集、结诗社充当名士。然而这些行为只是他们制造名望的手段罢了。西湖诗会的假名士们羡慕赵雪斋："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他们看不起八股科举，却又说："赵老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前后矛盾的心理彰显了他们其实也是在乎功名的，他们只是想通过诗名扬名显姓。名与利之间，假名士们的信仰是分裂的。他们可以不讲八股，但却无往不在八股的枷锁之中。这些假名士们是可悲的，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是陷入了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