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杉杉
在当下的非虚构热潮中，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作家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大量的非虚构文本和各类真实故事计划层出不穷，但也逐渐暴露出文类概念模糊、文学性欠缺，人物扁平化、作品粗浅化以及作者的过多介入等诸多问题。2018年5月25日，由省作协和《长江文艺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第八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本期沙龙主题为“非虚构与中国故事讲述”，话题热度高、争议大，来自各高校的青年评论家们聚焦当下的非虚构创作，结合具体的非虚构文本，针对非虚构和虚构的差异和创作边界、非虚构对传统文体的继承和超越、非虚构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非虚构的困境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如何定义“非虚构”，这是讨论非虚构的起点，也是最困难但必须回答的问题。非虚构在新世纪的兴起，既是文学内部反思的结果，根植于对已经沦为个人虚无想象的虚构的厌倦，对传统的“非虚构”如报告文学的模式化叙事的不满，又与新闻、历史、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现实诉求有莫大关联，同时还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非虚构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各类写作者，在与各种文体的接触、回应中寻找定位，其概念生成虽然受到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启发，但结合新世纪涌现的优秀非虚构作品，从写作者的史家意识、史实洞见和直面当下的人文情怀，以及他们对于真实和介入的坚持来看，显然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有所继承，并在此意义上生成了“中国的”非虚构。通过大家的讨论可以看出对非虚构主要有以下几点认知：非虚构是一种现代性的文体，它试图记录而不是总结，呈现出开放的形态，表现出碎片、多元的特性，与当下碎片化的时代形成呼应；非虚构是一种态度，呈现发展中的中国，抒发身处时代洪流之中的人们的焦虑，发现那些被忽略的被轻视的，为边缘人、为失语者发声；非虚构是一种话语，是用新的话语重新讲述中国故事，是摆脱全球化时代新的刻板化中国形象的努力；非虚构是一种行动，是在行动中捕捉濒于消失的声音，是对思想启蒙传统的呼唤，反映出一种主体建构的需求。
较之文学虚构，非虚构写作有着更明确的时间和事件因素，有着更现实的创作意图；与上世纪80年代的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相比，纪实、报告文学以事件为基础，而非虚构则更偏重文学的人文逻辑和人道主义，坚持普适的、永恒的价值。就创作主体而言，非虚构毫不设限，它向所有人敞开，消弭了纯文学与俗文学、精英写作与草根写作、文学学科与非文学学科之间的界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就创作题材而言，非虚构讲述的中国故事主要有两类：一是深入历史，重视时间，努力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多方位、全景式地重构历史背景，写作者不再将历史寓言化，而是体现出深描历史的整体性倾向。他们追忆、还原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宰制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历史；二是置身现场，在记录大时代、重大事件的同时，亦记取大时代之中的小事件、小人物，记取生活中的边角碎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者的非虚构。他者中既有客居中国的外籍作者，又有海外华人作家。前者善于发现日常寻常小事的不寻常，将寻常小事用陌生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在间离效果中袒露出不曾被研究过的内核；后者则在史料、视角以及书写姿态上对于中国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新的观照的态度。
面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矛盾和现代文明的瓶颈，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记录和书写，非虚构热潮的兴起，包含着整个社会对文学的期待，也包含着我们对文学观念的重新理解。格非在获茅奖后特意重提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缘起和宗旨是“明是非、正人心、存风骨”，写作固然是个人、私人的，但如果过度强调这一点，完全忽略、回避了时代、历史的话题，那么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变成日趋娱乐化的行为。文学需“言志”，亦需“载道”，非虚构自觉地选择了文学的“载道”功能，表现出一种道义上的使命感，其核心的创作目的就是在文学层面给予现实最大可能的生命关怀，进而确立某种当代性。也正是因为这种明确的创作意图，非虚构将真实确立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尺。非虚构写作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等叙事特征体现出真实的叙事伦理，不仅是追求事件信息之真，而且追求事件意义之真；不仅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的事件信息，还有作者对于事件的理解与阐释，他们不做唯一的价值判断，但于书写中寓褒贬、别善恶。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纪的文学因非虚构的介入提供了历史书写、时代记录与审美表达方面的文学经验，突破了某些文学内在的规定性，体现了文体的开放性。出于对真实的强调，非虚构的写作者不断地重返时代现场或是回溯历史现场，努力沉入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最深处，脱离文学技术和语言游戏，重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恢复与社会现实的良性关系，介入、干预生活，关注大众，关注每一个人的生存处境，进而赋予我们关于世界的更合乎人性、更具合理性的理解。
然而，我们也看到非虚构写作当前的困境恰恰与对真实的追求有关。首先，追求真实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强调真实，强调对现实的直面，使得真实、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一切，反而成为对写作者和文学自身的束缚。当作家走出书斋，接触不同阶层时，被采访者能否真的袒露真实，而作家以体验的形式来接触一种新的生活、新的群体，得到的感受是否一定是真实的？简而言之，实录是不够的。写作者仍需努力，借助文学性的表达，突破表象抵达问题的核心。再则，因为强调作者的在场、亲历、反思，作者对作品的介入几乎无可避免，“非虚构写作”带着作家明确主观意图的叙事，使得创作主体在书写历史时呈现出强烈的目的性，也让实录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证性叙述，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者历史学价值。然而当作者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不再存有冲突，作者的意图与作品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书写所要传递的信息之间基本一致，二者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封闭的阐释循环，这种封闭限制了作家在写作中向着现实的有力突进，也回避了对历史的逆向叩问中更需展现和探索的纵深感。
综上，在文学传统和文学实践中寻找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是对写作者单纯依靠经验进行写作，对社会现实无力回应的一种反拨，然而关于非虚构的讨论还远没有结束，如何在美的层面有所创造？如何看待客观真实和主体真实？如何处理文学的想象与对真实的诉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文学性和时效性之间实现平衡？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谭杉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