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时期的敦煌壁画艺术
一
樊锦诗
534年，北魏分裂为两部分。高欢拥立孝静帝，建都邺城，史称东魏。魏孝武帝离开洛阳，西入长安，不久，宇文泰毒死孝武帝，于535年另立元宝炬为帝（文帝），改元大统，建立与东魏抗衡的西魏政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受禅”建立了北周，至581年杨坚代周，北周政权共二十五年。北周的政治体制与西魏是完全一体的，所以，北周的历史文化不能不从西魏说起。
在北魏分裂形成东西对峙的状况中，西魏—北周由弱到强，为隋朝的最终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宇文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是鲜卑宇文部人，曾随贺跋岳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跋岳死后，他被推举为首领，号令关中。西魏建立之初，东边的东魏、南边的萧梁在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宇文泰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求生存。在军事上，推行府兵制，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政治上，他任用了一批关陇士族人物，如韦孝宽、梁士彦、苏绰、卢辩等，特别是在苏绰、卢辩等人的参与下，推行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改革措施，除了继续推行均田制外，又颁布了计账和户籍制度，并下达了“六条诏书”，进一步用封建理论思想整顿吏治。“六条诏书”的主旨是要求各级官吏“治心与治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1]。接着，宇文氏又按《周官》的规定来改革官制，仿照《周礼》建立“六官”，此外，在朝仪、车服、器用等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
这一些政治改革，充满了浓厚的儒家思想，表面看来带有很强的复古色彩，实质大都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具有富国强兵性质的措施。西魏—北周的建立，以河陇一带为主要根据地。这个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是儒学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魏晋以后，中原儒学废弛，而在西北的河陇地区却以家学的形式得以维系[2]。北魏以来，鲜卑入主中原，为了推进自身的文明发展，以利对抗南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汉族儒生，出谋划策，推行各种政治改革，于是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得以在北方发展。但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保守势力的抑制也经常发生，如东魏高欢集团就采取了恢复鲜卑旧制的做法，以赢得旧贵族的支持。西魏宇文泰则坚定不移地采用儒家礼制，任用儒生，这一点形成了西魏—北周的文化基调。宇文氏集团清醒地意识到要富国强兵，必须继续利用关陇地区原用的封建统治方式，而要巩固其封建统治，就必须推行儒学。史载周文帝宇文泰“雅好经术”[3]，明帝宇文毓亦“崇尚文儒”[4]，武帝宇邕“重道尊儒”，列儒为三教之首[5]。不仅如此，宇文氏还大量任用儒生，“尽其智能，赞成其事”[6]。见诸史载的儒生不胜枚举，除卢辩、苏绰外，又如范阳卢涎、卢光，河东樊深、乐逊、裴汉，陇西辛庆之，东平吕忠礼，清河崔彦博，等等。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对西魏—北周政权的施政方针、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建设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推动北周由弱到强的中坚力量。这种浓厚的儒家思想氛围影响到佛教壁画，以致出现了宣扬儒家忠孝思想的内容。
莫高窟第二九六窟平、剖面图
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平、剖面图
西魏—北周政权由于与东部的东魏—北齐及南部的南朝处于敌对状态，战争时有发生，宇文氏便努力与西域诸国搞好关系，以巩固后方。西域的波斯、突厥、龟兹等国都与西魏——北周政权有来往。政治上的来往必然带动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西域的文化艺术对北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敦煌壁画中也同样反映出这种西域的影响。
北周时代的佛教，由于统治者不懈地倡导而得以广泛地传播发展。北周诸帝都崇信佛教，明帝宇文毓会下诏营造大陟岵、大陟屺二寺，并广度僧尼[7]。就是后来灭佛的武帝，最初也很信仰佛教，曾造释迦像等二二零躯。武成二年（560年）造一丈六尺高的释迦像，并“菩萨、圣僧、金刚狮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又于“京下造宁国、会昌、永宁三寺，飞阁跨中天之台、重门承列仙之观”，规模宏大、壮丽，以至“见者忘归，睹者眩目”。又“度僧尼一千八百人，所写经论一千七百余部”[8]。武帝在位十八年，只是到了他临死前四年才开始灭佛。至宣帝即位第二年、即大象元年（579年），“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9]。另外、包括皇后在内的统治阶层有很多人竞相出家，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兴起了造寺、建塔、写经的热潮。当时北周境内名僧云集，各地佛教石窟、寺院的兴建，盛况空前。从现存的遗迹看，秦州（今天水市）由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建造了规模宏大的七佛阁（又名散花楼）；原州（今宁夏固原）开凿了须弥山石窟；此外在陇中的拉梢寺、炳灵寺等处均有开窟或摩崖造像。在瓜州（敦煌）则有建平公造一大窟，有的学者推测，建平公窟即今莫高窟第四二八窟[10]，由此可见北周佛教之隆盛。周武帝灭佛，虽然在长安及其附近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是在其他地区，破坏的程度则很有限，敦煌莫高窟至今还保存北周洞窟十四个，是莫高窟北朝各时期保存洞窟最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