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群像 四六一窟
北周后期，画家们将两种晕染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混合式晕染法。从山西出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中，我们可看到画家表现人物颧、额、颔等突面，都是“以淡红晕染，将立面突现出来”[21]。在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李贤墓壁画中[22]，也用同样的晕染画法。
这时的供养人画像，不像西魏那样有意夸张身长而造出过分矫饰的形象。北周的供养人通常都很写实，人体比例适中，衣纹简练，面部采用中原式晕染法，即于脸中央晕染粉红色，表现出红润的面庞，与西域式晕染法完全不同。第四二八窟主要壁画的人物形象都采用西域画法，而供养人的描绘则是中原式的画法。这些供养人面庞清秀、饱满，衣纹简练，面部不施晕染。
菩萨 四二八窟
供养比丘 四二八窟
北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繁荣时期，这时南方有萧梁张僧繇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画家，北方有曹仲达、杨子华、田僧亮等画家。画史记载张僧繇“善图塔庙，超越群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皆参其妙”[23]，“张公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周材取之，今古独立。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24]。张僧繇的绘画特点是“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划，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划，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25]。“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26]，“佛有曹家样、张家样及吴家样”[27]。杨子华在北齐号称画圣，唐代画家闫立本称“自像人已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28]。
张、曹、杨都是自成一派的画家，在佛教绘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张僧繇，改变了顾恺之、陆探微一派细密精致的画体而开创了疏体，吸取了书法艺术的特点，在画中赋予了笔法很强的表现力，以简练而有变化的线条表现了生动的形象。无独有偶，北齐的杨子华的画也具有“简易标美”的特点，这是这个时代的审美倾向，南北方的绘画艺术都近乎同步发展，当然也相互影响与交流。
这个时代的著名画家真迹未能保存下来，但近年来出土的北齐、北周的墓室壁画却为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北齐娄睿墓、北周李贤墓壁画。山西太原南郊出土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葬于570年），墓室全部绘满壁画，残存七十余幅，二零零余平方米，画面色彩鲜艳，线条清晰，是现存北朝墓室壁画内容最丰富的。其内容是墓主人生活和天象两部分，前者是绘于墓道的出行、回归、商驼、鼓吹等以及墓室内的墓主人坐帐内观歌舞等，后者是绘于墓室及甬道上层的天象、墓主人升天、十二生肖及神兽，等等。壁画线描、用色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被认为是杨子华画派的代表作。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李贤墓（葬于五六九年）的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等处壁画，现存二十四幅，主要有门楼、武士、侍从、伎乐等，这些壁画具有用笔简练、造型生动、晕染细腻等特点。娄睿墓和李贤墓壁画虽然在内容及艺术表现上各有不同，但是体现出了“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简易标美”的时代审美风尚。
壁画的不同树形
不难看出，敦煌北周壁画出现新的艺术风格应是受到来自中原新的绘画模式的影响。北周壁画的人物画法虽然仍有西域式的传统画法，但是大多已采用了中原式线描造型的画法，特别是在故事画中，人物多以土红线画出，色彩简淡，艺术形象更趋生动，这里线在造型中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西域式画法中虽然也用线描，但是那种粗细均匀没有变化的线画出的物象，尚不足以充分表达对象的韵致，而在中原式的画法中，线是有生命的东西，画家通过一根根富有表现力的线条来反映人物的动势、情态、物象的质感，这里甚至可以不施彩，线条本身几乎可独立成为艺术，在线条的粗细、转折变化和运笔的疾、徐过程中体现物象的精神面貌。这些线条，明显的一波三折，注重运笔的起、承、转、合。一些中锋用笔犹如篆书的笔法等，可以感受到中国书法的用笔特色。在第二九零、二九六等窟中，我们可以看到线描的成功表现。如第二九零窟中心塔柱下面的胡人驯马，胡人紧拉缰绳，扬鞭怒目的神情和马害怕而低头后退的动态，都以寥寥数笔的土红线表现出来了；同窟四壁上部的飞天也是通过如行云流水般的线描表现出生动活泼的飞舞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