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北齊婁睿墓壁画人物
天和五年（570），司隶大夫甄鸾上《笑道论》三卷，嘲讽道教荒诞不经[14]，但是不合武帝本意，当庭焚毁《笑道论》。建德二年（573），武帝集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15]。北周时期，佛、道都为取得合法地位，进行了长期的互相攻伐和辩论。在三教之中，只有儒教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佛教就一方面攻击道教，一方面则努力向儒教靠拢，由于儒教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佛教若得不到中国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承认，则在中国也就没有地位了。道安在《二教论》中，企图借孔子之口，推崇释迦为圣人[16]。甄鸾在《笑道论》中，亦说“孔子以佛为圣，不以道为圣也”[17]，把儒家的圣人搬出来，以证明佛教的合法性。这都说明佛教徒们深深明白，如果没有儒家的认可，就无法在中国生存发展，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麽佛教壁画中画出具有忠孝思想的故事。只有这样，佛、儒思想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起来，从而使深受儒教思想熏陶的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佛教。
东汉以后，到南北朝时期佛传故事已经有了很多的新译本，如吴支谦译的《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在西北译出的《普曜经》、西晋聂道真译的《异出菩萨本起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刘宋宝云译的《佛本行经》、萧梁僧佑译《释迦谱》，等等。第二九零窟的佛传故事画，不选用众多的最新译本，而采用了一个古老的译本，即东汉时期翻译的《修行本起经》，用者，一方面意在表明这个故事是天竺梵本所传，真实可信[18]，此经译出最早，用以证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悠久；另一方面弘扬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神圣事迹，意在抬高佛教的地位，这与当时的佛、道之争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四）供养人画像
出资造窟的人叫供养人，洞窟中常常要把供养人也画出来，这就是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像特别是他们的题名结衔，对于研究石窟营建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可惜由于时代久远，绝大部分供养人的题记都已泯灭。早期的供养人画像大致都是千人一面，不一定是写实的像画，但从他们的服饰、神态等，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人物形象的大体情况。北周的供养人像是北朝各期石窟中最多的，仅第四二八窟就达一一八六身。
通常供养人像都画在四壁下部或佛龛下，一列或数列，人物排列整齐，动作、神态基本一致，从位置、服饰上可区分出供养人的身份地位。有的洞窟不仅画出人物、车马，还有音乐、舞蹈，如第二九七窟佛龛下部，中央两人扭腰跳着舞，旁边三人演奏着箜篌、琵琶等，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民间乐舞的状况。第二九零窟的中心塔柱还画出马夫驯马，马夫是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他一手紧攥繮绳，一手扬鞭，马的一只前蹄提起，头使劲低下去，身体向后蹲坐，表现出遭到鞭打而极力躲避的动作和神态。马夫和马的动作都非常生动真实。
马夫与马 二九〇窟
（五）装饰图案画
这是洞窟中不可缺少的。画家用美丽的图案纹样联系起各种内容壁画，完美地融合成一体，使石窟统一和谐，绚丽辉煌。装饰图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平棋和藻井装饰，主要画在洞窟的顶部、中心塔柱窟的后部平顶，通常画出一个个连续的平棋，都由三层方井交错重叠，中心画一朵大莲花，四边岔角画出忍冬、火焰或飞天，四边的边饰也以忍冬为主，还有几何纹等。方形覆斗顶窟的窟顶中央经常画一藻井，看起来像一个平棋图案，但图案纹样却比平棋丰富得多，如第二九六窟等，中央大莲花，四角四身飞天。由中心方井向外，分别画千佛、忍冬纹、鳞纹、垂角纹和帷幔等。藻井外又有一层忍冬纹，一层千佛，紧接着是故事画，整个窟顶层次丰富，华丽灿烂。
平棋 四二八窟
人字披图案，中心塔柱窟的前部窟顶是仿汉式屋顶建筑作人字披形，人字披的两披也画出仿木构建筑的一道道椽子。这些椽子之间的望板上，画出了丰富多彩的忍冬、莲花图案。第四二八窟是最突出的一例，画家把忍冬纹夸张、变形、拉长，仿佛是自然长出的一种叶子，又把莲花组合在其中，长长的莲茎与忍冬叶非常协调。其中还把飞天、禽鸟动物等也组合进去，显得异常丰富而活泼。
龛楣图案，北周的佛龛通常作圆券形，龛外上部浮出莲瓣形龛楣，装饰图案通常以莲花、忍冬纹为主，有的中间穿插化生，图案均对称布局，龛楣边缘以火焰纹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