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钱选《卢仝烹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卢仝是一位外表粗陋而内心激越的诗人，阳羡茶汤不能浇灭他胸中的块垒，他内在的诗情需要升腾与凝聚，于是有了五、六、七碗茶：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此时，他在饮茶中达到了“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的神仙境界。这种境界远承古代游仙诗“坎壈咏怀”（即因命运的坎坷而抒发情志）的传统，近承太白洒脱不羁的诗风。这是本诗中的第二个文化人格——飘举飞升的仙人，正如元初的南宋遗民郑思肖《题卢仝煎茶图》诗所写：“七碗不妨都吃了，恣开笑口骂群仙。”
【心系苍生的仁者胸怀】
卢仝的诗情到此并未消歇，而是在空中转身、外拓，最后又回到人间：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美好的茶汤没有让卢仝陶醉其中，他到天上不是为一人成仙，远离苦难的人间，而是为帮助朋友孟简履行职责。他要询问蓬莱仙山的神灵，那些在山巅采茶、饱尝艰辛的苍生，几时才能免除劳苦，得到休养生息。诗思猛然一转，出人意料却又回扣题目，开拓出深广厚重的境界，展现了卢仝关注民生、拯济苍生的情怀。
元 王振鹏《春山烹茶图》
唐代的贡茶制度实为榷茶，即朝廷对茶叶专卖征收茶税或者管制茶业生产，其实质是“利归于官，扰及于民”（《瑞草总论》），给茶农带来沉重的负担。阳羡茶成为贡茶，使当地茶农疲于奔命，憔悴不堪。袁高《茶山诗》写出了茶农的辛苦：“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李郢《茶山贡焙歌》则写下了地方官的苦恼：“天涯吏役长纷纷，使君忧民惨容色。就焙尝茶坐诸客，几回到口重咨嗟。”唐代中后期，茶税不断增加，袁高和李郢作为常州地方官员也找不到减轻茶农负担的好办法。卢仝一介布衣，不得不向神灵请命，诗境高旷，诗心极苦，体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与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家国情怀息息相通，也是寒士文学的精华所在。这是本诗中的第三个文化人格——心系苍生的仁者。
南宋 刘松年《撵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人格形象上，本诗从兀傲不平的寒士、飘举飞升的仙人到心系苍生的仁者，实现了思想的超越。在艺术创作中，本诗体现了卢仝诗歌的特点：句式错落，呈现散文化的倾向，但节奏感强烈，形成跌宕顿挫的气势；同时以险怪著称，诗思灵妙，转折有力，能够看出李白、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成就了这首“与陆羽《茶经》齐名”的《七碗茶歌》。明末陈继儒《茶董补》中收录此诗时评论：“此诗豪放不让李翰林，终篇规讽，不忘忧民，如杜工部，诗之上乘者。”可谓知言。
唐 陆羽《茶经》
陆羽《茶经》主张：“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卢仝的七碗茶，显然超出了陆羽划定的范围。陆羽的朋友诗僧皎然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的三碗茶既体现了陆羽清净俭约的茶道精神，又有修养心性的内涵。然而无论是饮茶方式还是精神内涵，卢仝的七碗茶都不同于陆羽的茶道，它是属于诗人的，是茶与诗的相遇。卢仝的茶，更像李白的酒，浓烈、酣畅，有一种胸怀天下的格局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