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李谷一在天津体育馆的一次演出，唱了很多歌，观众却不满足。最后，全场有节奏大喊：“乡恋！乡恋！乡恋……”要知道，当时的北京，对《乡恋》的批判正如火如荼；而此次演出的节目单上并没有《乡恋》这首歌。李谷一谢幕多次，却无法退场。最后只得应观众的要求，演唱了《乡恋》。当音乐响起，李谷一刚唱了第一句，突然，全场起立，与李谷一一起高唱《乡恋》。李谷一唱遍全国，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阵势的全场大合唱。曲终之时，全场齐声欢呼，而李谷一则是泪流满面。
从此以后，李谷一无论在哪里演出，哪怕在演出曲目中没有安排这首歌，她也会应观众的要求演唱《乡恋》。“当时，到各地演出，中央乐团节目单上不写《乡恋》，可观众不答应，不唱《乡恋》下不得台，我在返场时就场场唱这首歌。”李谷一回忆说。
进入5月份，李谷一随中央乐团赶到上海，在上海体育馆作巡回演出。人们听说有李谷一参加演出，深夜2点就有人冒着细雨排队买票。在当时，一般的音乐节目很少在体育馆里举行，因为场子太大，如果卖不出那么多票，场上稀稀落落的，现场效果就不会很好。但是那天，18000个座位的上海体育馆，全场爆满。
李谷一身穿深红色的长裙，最后一个走出来。她虽然步履轻盈，姿态优美，但是稍微用心便会看得出来，她的脸色略显疲惫，心底藏着波澜。她的歌唱得依旧动人，歌声一出，台下便悄然凝虑，针落有声。她倾吐出来的，是人们都能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真实情感。
这一次没有让观众失望，最后一个节目，报幕员报出了《乡恋》，全场欢声雷动。歌曲结束，场内人群的情绪达到了沸点，掌声如春潮一般在体育馆里激荡。像在天津体育馆的那次演出一样，李谷一多次谢幕，却无法退场。最后，她只好像运动员似的绕场一周，以答谢观众对她的一片盛情。
这种时候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乡恋》，那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又要顶住多大的压力啊！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李谷一道出了心声：“群众那么喜欢听我唱，一些权威们越批判我，我越不服气。”她又说，“我今天之所以还有勇气唱《乡恋》，主要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广大观众和听众对我的支持，便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随后她当着记者的面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大木桶来，里面装的都是读者的来信，有七、八百封。李谷一说：“我是含着眼泪读这些信的。他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干部、老人、孩子……通过这些信给我送来了莫大的温暖和支持，给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唱的歌，流的泪，受的委屈，比起这一片像海一样的深情来，算得了什么呢？”
07就在当时几乎所有舆论都对李谷一及《乡恋》的一致批评和批判声中，却也传出了另一种声音。《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理由二人出于职业上的敏感，暂时搁下了其他选题，准备首先采访李谷一。这次采访，不是一般地采写李谷一的成才之路，而是直接切入当时争议的焦点——《乡恋》，着重于《乡恋》这首歌曲引发的争议。
邓加荣
1980年5月，邓加荣、理由乘机飞赴上海，在上海体育馆观看了李谷一的那场“绕场谢幕”的演出，现场体会了观众对李谷一、对歌曲《乡恋》的极大热情。而当报幕员报出《乡恋》时，他们二人惊讶地对视了一下——她居然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唱《乡恋》？
之后，他们二人在上海采访了李谷一，到月末，又从上海返回北京。接着在北京又访问了许多与李谷一有过接触往来的同志，其中包括《乡恋》的作者马靖华、张丕基和《妹妹找哥泪花流》的词、曲作者凯传、王酩以及李谷一的声乐老师金铁霖等人。
经过近5个月的奔波、采访，198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邓加荣和理由采写的长篇通讯《李谷一与〈乡恋〉》。文章肯定了李谷一在音乐领域的探索，认为这与整个时代改革的方向是吻合的。她的唱法表明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
这篇报道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写给记者和李谷一的信，“不出三五天就要装一麻袋”。这些来信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干部、教员、军人、教师、科技工作者、文艺界同行，什么年龄的都有，小至十几岁的中学生，大至退休的老人。
邓加荣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光明日报》火得厉害。大学生看报纸，不是一份报纸传着看，而是将报纸裁成条，大家交换着看。”
面对这种情况，《光明日报》在11月9日开辟了专栏《对“李谷一与〈乡恋〉”一文的反应》，摘要选登了一些来信，并加编者按语说：“10月8日本报第三版登出《李谷一与〈乡恋〉》一文之后，引起强烈反应，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封读者来信，现摘登几封如下。”
读者来信绝大多数是支持李谷一的，喜欢她的演唱，不同意对她的创新和突破采取压制态度。有个银行干部说：“我不晓得音乐，不知道什么是‘轻声’、‘气声’，只知道群众喜欢听李谷一的歌，只知道李谷一的歌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能给人美的享受。”有位大学生说：“我第一次听到李谷一唱《乡恋》时都呆了，真像沉浸在梦境里似的。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样打动人心的歌呢！”有位中学教师说：“不允许搞‘创新独白’，只准长歌颂雅，不准演员采风，稍一离格，即为异端，这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吗？如果天天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连一首《乡恋》都要打入冷宫，甚至枪毙，恐怕中国的歌坛上，就永远只能欣赏‘大海航行靠舵手’了！”
当然，《光明日报》同时也刊登了一些反对者的来信。有人说《乡恋》只是一首一般的歌曲，“上海、天津体育馆里的狂叫，也不能拿来作为《乡恋》受群众称道的例子。几千封支持的信，也说明不了问题。”认为《光明日报》对李谷一是过分地渲染，“这种做法也有一个称呼，叫做‘捧*’。”
从歌曲《乡恋》一开始出现争议时算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边是报刊杂志上不时地接连出现反对与批判的文章；而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对《乡恋》表现出的巨大的热情和支持：只要有《乡恋》的音像制品就会大卖——中国唱片总公司的《三峡传说》唱片被不断地再版，并且被制成国内第一张立体声唱片发行；太平洋影音公司因为出版李谷一电影电视歌曲专辑《乡恋》，被有些媒体指其“站在反动立场”，但因销量一再突破，而使此专辑先后两次荣获“云雀奖”。
1981年11月，有人在《人民音乐》上发表长篇文章，指责长篇通讯《李谷一与〈乡恋〉》的作者（邓加荣和理由）“所获得的社会效果是运用夸大和歪曲事实的手法取得的”；并声色俱厉地警告作者说，“如果按照作者所提倡的新的美的探索继续探索下去，其结果将不是实现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的音乐美的创造，而是对这种音乐美的损害。作者写作该文所表现出的作风，则是对我国优良的新闻道德美的损害。”
不仅如此，在一家影响全国的大报上，音乐界一些权威人士组织了名为《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专题论坛，连续发表了数期。期间，有不少音乐界权威人士纷纷写文章批评李谷一唱法、批评《乡恋》、批评长篇通讯《李谷一与〈乡恋〉》。有位专家写文章说：“有些歌唱演员为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对此，一些人非但不帮助人们分辨真善美与假丑恶，反而大加赞扬，似乎这才是当今中国乐坛的正宗，这就使得通俗与庸俗、轻快与轻佻、洒脱与放荡、委婉细腻与矫揉造作等混为一谈了。那些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喝彩，不仅污染了我们的音乐论坛，也会使被捧者（指李谷一）误入歧途。”
根据《文摘报》2018年4月17日转载的郭超的回忆文章《〈乡恋〉：歌声里的改革信号》中披露：“自此，《乡恋》成为‘禁歌’，电台不再播放，李谷一演出时可以唱别的歌曲，但不能唱《乡恋》。”用现在的话说，从1981年11月起，《乡恋》被彻底“封*”了。
08《乡恋》成为“禁歌”，依照李谷一那种直爽、泼辣、倔强的“湘妹子”性格，她的心里是不服气的，她在努力地寻找机会为《乡恋》“翻案”、正名。
《乡恋》成为“禁歌”的2个月后的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那时还没有“春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的李先念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虽然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但为《乡恋》正名的努力却没有成功。“后来是*李先念同志来了，听完笑眯眯走了，未置可否。”李谷一回忆道。
1982年6月，人民音乐出版社曾经发行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书的内容犹如书名一样，讨论了那时候歌曲的意识形态，什么是黄色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叫做精神污染？
关于所谓的“黄色歌曲”，书中提到，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等。”
于是，这本书很快就派上了用场——用《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里对黄色歌曲的定义来衡量，歌曲《乡恋》几乎全部符合黄色歌曲的标准。
就这样，歌曲《乡恋》被禁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3年的除夕。而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则成了《乡恋》解禁的日子。
09时针回拨到1983年，那一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电视春节联欢晚会”，这届春晚可以说是为后来的春晚奠定了基本形式。那时候的春晚舞台小，与现在的春晚不同，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距离很近，因此互动也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