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
光绪十六年
（1890）
，二十三岁的章太炎遵从父命走进诂经精舍，闭关求索，追随一代学术大师俞樾
（俞曲园）
。章太炎在俞樾身边八年之久，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批判性继承了俞樾学术极有价值的方面，但对俞樾吸收戴望今文经学的一些看法，试图超越今古，重建中国学术解释体系，相当不认同，以为自乱家法师法，混淆古今，混淆学统，不足取。
俞樾是当时东南中国学术界祭酒，与学术界大佬往来密切频繁。老师在学术界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未来在学术界可能达到的高度。俞樾丰沛的人脉资源，为章太炎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源。因为俞樾，章太炎拜访请教过的老辈学者，并建立不同寻常学术关系的有谭献、黄以周、高学治、孙诒让、宋恕等；结识的学界新秀有崔适、杨誉龙、夏曾佑等。这些人在后来或多或少向章太炎提供过帮助，有的还是章太炎生命中不可错过的贵人。
章太炎（后排右一）与家人合影，后排左一为妻子汤国梨。
从维新到革命
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
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而且身体力行，走出书斋，投身革命，“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
有学问且愿意牺牲学问去革命，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据鲁迅回忆，二十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已经出版，但鲁迅这样的“文科青年”却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这样的“文青”多得很。鲁迅“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的世俗情怀、发声，乃至被追捕，被关押，一方面耽搁了他的学术，另一方面让他积聚了纯粹学者无法获得的巨大声誉。
按理说，章太炎的家境，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都不会让他产生反叛的革命思想。在追随俞樾八年中，章太炎没有像俞樾那样追踪学术热点，没有将学术界热炒的今文经学当作一个选项，探讨变法改制的可能性及其路径。章太炎作了一个反向操作，将学术热点今文经学作为批判对象，不认同康有为以重新解读儒家传统，以《公羊》“三世说”，以及“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作为政治变革的依据。
仅就学术而论，章太炎无法赞同康有为，他甚至从根本上瞧不起康有为的学问。但是，当甲午战败，政治危机凸显，康有为等致力于“强国”、“强学”、救亡时，章太炎毅然赞助，出钱出力，表现出青年读书人应有的敏感、家国情怀。
赞助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呼吁，被清廷视为危险人物，但还算不上革命党。经历过戊戌变法及其失败，章太炎并没有对清廷失望。他认为，在当时背景下，满洲人主导的政治格局还是值得修补的一个架构，不主张废弃清帝另起炉灶。章太炎建议，只要清廷承诺改革，同意选孔子后裔做中国的“虚君”，将政权移交给汉人，那么就可以接受大清皇帝退居为齐桓、晋文式的霸主，掌握中国的实际权力，就像当时清帝国用西方人为税务司，为教官。这就是章太炎别出心裁的“客帝”主张。
（《客帝》、《客帝匡谬》）
然而，事实粉碎了章太炎的梦幻。清廷对排外主义的操控、利用，导致1900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大动荡。巨大的政治动荡不仅让清廷内部发生剧烈分化，而且在汉人士大夫阶层造成无法弥合的裂缝。七月初一（7月26日），唐才常联络一批志士集会于上海愚园，成立中国议会，推容闳为主席，严复为副主席。唐才常等人借勤王为名，主张革命，诋毁清政，别立政府，而又拥戴光绪帝。在章太炎看来，这只是“清君侧”勤王的老路，“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于是章太炎“宣言脱社，割辫与绝”
（《革命逸史》卷二，77页）
，踏上一条反满抗争的不归路。
义和团事件平息，章太炎被通缉，居无定所，数度逃亡。但这些追捕、逃亡，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让其别无选择地持续抗争，革命意志越来越坚定。1903年，更因在张园的反清演讲、为邹容《革命军》作序等，被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判处三年监禁。
三年监禁终于慢慢熬过去了，但对章太炎来说并不是全无收获。一场惊天动地的官司，一场一个人和一个政府的法律决斗，极大提升了章太炎的文名，使他成为世界级人物，其影响不再局限于知识界。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一大早，监狱门口就挤满了专程赶来迎接的人，蔡元培、于右任、柳亚子、刘师培、蒋维乔等旧雨新知、学界名流赫然在列。孙中山从海外派代表当天陪同章太炎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加盟同盟会，主编《民报》。
《民报》时期是章太炎最具情怀，最像“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用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填补了革命党人思想学术上的空缺，从学术、理论上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对于坚定党人必胜信念，贡献卓著。
学以致用
用宗教发起信心，以国粹激励种性
“有学问的革命家”，一定是对现实世界有“普世关怀”的学者。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章太炎东渡日本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开宗明义宣布自己的革命宗旨：“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个说法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大革命家很不一样，章太炎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排满，更不是简单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