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医疗卫生、农林水事务、社保与就业基本保持了稳定的上涨趋势，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强了对扶贫、自然灾害防治和救助、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以及推进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等改善民生相关项目的投入力度所致。
军费和一般公共服务近年来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有所下降，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在国家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取消低效无效支出等政策手段下，促使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等功能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的持续快速下降所致；而军费方面，与其他世界大国相比，我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国防费均明显处于低位。
图19 近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主要项目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合计的比例变化趋势（%）
在军费对国家贸易平衡影响层面上，军费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军事设备生产的需求，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就会加大对武器装备的进口，进口的增加会影响到贸易之间的平衡，从而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2）基于定性分析及实证研究得到的综合结论
《中国国防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1952-2012年的中国军费、经济增长及公共支出之间关系，提出了我国的军费与公共支出存在“挤出效应”，存在预算权衡关系，即军费的增加是以公共支出的减少作为代价的，同时在长期上，我国的军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整体上存在负向因果关系；《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建立扩展的菲德尔三部门模型，把非国防部门分为非国防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对1982-1993年，1982-2003年和1982-2016年三个时间段的国防支出、GDP增长数据进行了相关平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并得到了以下结论：
① 国防支出和非国防公共部门产出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一直为正，国防支出和非国防公共部门都会购买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需求；
② 国防支出对非国防公共部门产出的影响整体为负，即正的溢出效应小于挤出效应，但是这种整体的负面影响处于减弱的趋势。而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产出的影响整体上已经由负转为正，即正的溢出效应从小于挤出效应到逐渐大于挤出效应，国防部门与私人部门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交流逐步深入，国防支出不仅提供了更加稳定了内外部环境，军用技术民用化进程的加快也给私人部门产生了的经济效益。
结合以对我国经济发展及军费关系的定性分析与以上学术界的实证研究结论，我们做出如下结论：
① 军费（国防支出）作为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明确的正相关性；
② 军费可以通过购买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等对社会总需求起到正面促进作用，同时军费对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安全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③ 军费对非国防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存在挤出效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④ 军费增长可能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有负面影响；
⑤ 在军费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影响上，基于我国早期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军费对国家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但在我国加大对军民两用技术应用的拓展以及军地人才联合培养力度等政策背景下，军费通过对其他非国防部门的溢出效应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出现超过由挤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趋势。
2、外部因素：潜在威胁刺激军费投入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
在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进程中，亚太地区已成大国竞争的焦点区域，地区安全不确定性加剧。2022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执政以来的首份《印太战略》，在拜登政府的新印太战略中公开宣传“将把注意力放在从南亚到太平洋岛屿的该地区每个角落，以强化其长期地位和承诺”。其后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表述，称中国为“美军持续长期的挑战”和“头号挑战”。伴随美国印太战略的事实，印太地区诸国如日、韩、澳、新等均公开宣布提高2023军费预算，其中据彭博社、美国防务新闻等媒体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在五年内（预计到2027财年）将日本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上调至2%。
欧洲方面，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仅破坏了地区安全局势，更为其他国家带来了强军的警示，加速新一轮军费提升。截至目前，如德国，波兰均已接连宣称将大幅提高未来的军费预算，而这些国防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在强军建设中，很大程度需要依赖军贸，通过进口军事强国生产的先进武器装备提升自身的国防实力，而这也将进一步提升部分军贸出口强国的实际国防经费规模，进而同时进一步加大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整体来看，我们预计，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区冲突与潜在战争可能性的影响是极其深远且难以准确预判的，军强方能国安，为了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各国军费未来将维持提速增长之势。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主义国家不断加强军事装备方面的研究开发，各种新技术和新设备层出不穷，全球军事技术水平发展日趋不平衡。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出口，直接加剧地区之间的冲突和军备竞赛，导致相关国家不断增强国防投入力量保卫国防安全。
目前，从中美军费预算及其占GDP的比例变化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军费预算与美国差异明显，一部分原因为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所致，而从两国军费预算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出，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国军费预算占GDP比例仍显著低于美国。
图20 2009-2024年中美军费预算（万亿元）及其占GDP的比例对比（%）
《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对我国国防支出与国际军事大国（美国、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1961-2012年的国防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排名前三的军事大国，与其他军事大国之间在国防支出上是具有紧密联系的。其中，美国的国防支出会对我国军费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美国的国防支出对我国军费存在正相关性。
我们认为，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国际战略竞争呈上升之势。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和加剧大国竞争，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加快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能力，损害全球战略稳定，同时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强化亚太军事同盟，加大军事部署和干预力度，给亚太安全增添复杂因素；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机械化建设任务尚未完成，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军事安全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的风险，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而美国不断在进行军事技术和体制创新，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综上，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国防支出必然会对中国的军费产生显著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该机构对2024年的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主要发展趋势作出了预判。可以看出，全球局势呈现出治理体系离散化、美西方国内政治极端化、世界经济“再全球化”等态势，同时大国博弈也为各国带来了调整战略以应对新的国际局势的机遇。
表1 2024年全球九大全球性趋势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