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西汉名臣陆贾于增埗河古码头登岸，在今西村一带筑泥城驻节（旧指高级官员驻在外地执行公务），与南越王赵佗商谈统一大业。图为陆贾纪念亭，就建于陆贾当年居住之地。 高鹤涛摄
“此路一开，财货通矣，人才出矣，遐陬之声（指当时岭南语言）变矣。”南宋学者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如此概括开凿古道对于岭南的影响，秦朝驿道开通后，大量铁器从中原引入，改进了岭南的农耕模式。
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布局图
隋唐
直通大海风帆举
一斧一斧削山劈岭 海内外客商聚广州
记者走在初夏的广州街头，看见荔枝新鲜上市，不由想起唐朝才子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名句。此名句其实就与古驿道有关。当年，唐玄宗为博杨贵妃的欢心，派人从岭南运荔枝至长安，走的正是西京古驿道（唐代长安通往岭南的古驿道）。
隋唐时期，中国建立了“长安—洛阳”的贡路辐射系统,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直接导致经济重心移往东南。当时，唐代名臣李渤重修灵渠以通巨船，使越城岭道成为岭南大宗货物北运的主要通道，加上张九龄拓宽大庾岭道，广州因此跃升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唐代，广州是“万里通海夷道”的起点，也是“扬、益、荆、广”四大商业城市中唯一一个不在长江水系的城市。
据说，张九龄经过对梅岭的反复考察勘测，选定了从大庾到南雄距离最短的一段路线，比秦朝古道缩短了整整4公里。4公里现在看来不长，但对古人而言，在不负重的情况下还要走近2小时，如果要往来运输货物，时间就更长了。
拓宽大庾岭道有多困难呢？我们看看史籍里的记载就能明白。据史载，张九龄亲力亲为，带着“团队”走上灌木丛生的山路，冒险勘探、丈量，设计最佳方案。工程计划议定之后，他在冬天农闲之时，募集大批民工来修路。他还时常星夜上岭视察工程进度，并指挥工匠一斧子一斧子削山劈岭，最高处削去了30多米。
南海神庙
隋朝，广州城设立南海神庙 （波罗庙），这是北方商人携货南下广州、外商前来广州的古驿道终点，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广州远洋贸易的标志。阿拉伯商人乘坐商船，从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码头出发，漂洋过海来到广州城，就在南海神庙旁登岸。
如今，南海神庙是“海丝申遗”的史迹点之一。五一假期后，天气放晴，记者来到南海神庙，只见汉白玉牌坊上镌刻着“古港遗风”四个大字，隽永的字迹诉说着古港当年的故事。
唐代广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之一，出现了外港和内港码头并举的水驿体系，城郊的外港主要有屯门和扶胥港（今黄埔区庙头村西），城中内港则有光塔码头、兰湖码头（现流花湖一带）和浮丘山码头（现中山七路一带），还建有光塔和余慕亭等导航设施，兼供客舟躲避风雨。
每逢交易时节，外商从狮子洋乘船入广州城，远洋船舶经过扶胥港转换停泊，换乘小船沿珠江东行。他们远望光塔地标，行至码头登陆，并在其附近聚集。久而久之，光塔附近形成十余万外商聚居的居住区。唐朝政府为此专门设立“蕃坊”，其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怀圣寺为中心，北至中山六路，南至惠福西路，西至人民路，东达朝天路。
古时候，在珠江上行驶的船只以花塔、光塔为地标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每天到广州港的外国商船有11艘之多，全年到港舶达4000多艘。可以说，在唐朝，几乎每个阿拉伯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广州梦”。著名波斯诗人萨第在《蔷薇园》一书里记写道：“我准备把波斯的硫磺运到中国去卖，据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得高价，然后我再把中国的陶器运到希腊……”
文献里的唐代广州城，港口挤满了外国商船，“收税纳入国库的钱每天可达五万迪纳尔”。大唐用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外商，加之广州富足的生活，令客商流连忘返。其中的著名人物——阿拉伯人李彦升幼年随长辈的商船队来到广州经商，爱上中国文化，学识丰富，甚至于唐宣宗大中二年中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阿拉伯进士，遂成一段美谈佳话。
宋代
巍峨五岭有通途
沿驿道建墟市 猎德扶胥兴起
春末夏初，记者来到猎德村宗祠广场，时值中午，食肆热闹起来，“20号煲仔饭、20号……”随着服务员一声喊，一窝滋滋作响的煲仔饭端出窗口，瞬间把湿漉漉的空气裹成一团香絮，融化了一上午的忙碌。
有谁知道，这一带的兴起缘于宋时开辟的古驿道？宋元时期，广州城大规模扩建，形成水陆并进的道路网。城内外“天然水系—内濠—六脉渠”的三级水路网，带动商业街市沿水兴起，广阔十余丈的东西濠两岸当时都是繁华商业区。
宋元地方政府沿驿道建墟市，以方便来往官吏交通生活、防卫海疆和加强地方治安。广州郊区逐渐形成区域内部市镇体系，使驿道成为区域共同体的连接网络。广州城外则出现了“卫星城”——猎德、瑞石、平石、大水、石门、白田、扶胥、大通等宋朝“八大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