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心性派"逐步发展成"理学"
为什么儒家这么"面"呢？因为儒家思想对于政治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君圣相贤"，为此，他们要求皇帝和宰相"必须要这样，必须不能那样"。但问题是，儒家只是幻想用个人修养和道德意识来自我约束，却从来没有设计过一种制度来限制皇权。一旦皇帝个人修养不高，就会导致君不圣，相不贤，这时候，儒家学究们就只能一遍遍地"以死劝谏"，但是否听从，还是皇帝的事情。
董仲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天人感应”思想里明确了：如果皇帝做了坏事，老天就会发怒，给王朝以报应，如果皇帝做了好事，老天就会高兴，给王朝以回报。但这种带有威胁色彩的学说，在面对昏君时，依然是束手无策，所以还是无法阻止王朝的灭亡。
理学虽然诞生在南宋，但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甚至遭到了残酷迫害。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理学受到重创。直到1314年，元朝的第四位皇帝（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汉化运动，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直到这时候，理学才在全国被普遍接受，成为了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因为蒙古人的官宣才在中国普及，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朱熹《四书集注》
元朝灭亡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并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严苛的思想控制。朱元璋把理学之外的所有思想统统列为异端学说，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内容，凡是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才就必须全盘接受。理学由此成了大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一种思想被确定为意识形态后，它自然就成了不容挑战的真理，你只要遵循它那套完善的架构就可以。这就像跑在轨道中的火车，可以提速，但绝对不能偏离轨道。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补充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心性。如果你想创新，那也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创新，所以那些多事儿的知识分子也就不会总是创造各种"异端邪说"去干扰统治，民众思想也就不会脱离既定框架，因此国家易于管理，社会趋于稳定。
在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控制
理学就是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你能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找不到答案，则肯定是你的问题不对，你也就不必再去找答案，忘掉你的问题就好。事实上，在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根本也问不出不同的问题。哲学的本质是"质疑"，只有宗教神学才会宣扬"信仰"。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往往就是最大胆的质疑者，而不是虔诚的信徒。但如果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分子，会被迅速清除出主流群体。
正是因此，从明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最为保守和缺乏创新的时代，但却是统治最稳定，疆域不断扩大的时代。但当时的中国就如同一只巨大的井底之蛙，在稳定的政治格局下，以为自己成为了"天朝上国"，文化的保守却让中国不知不觉中欠下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债务，慢慢的落后于西方社会了。可以说，文化的保守导致的社会创新力降低，在一段时间内看似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从长远来看对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却是致命的。
更要命的是，理学本身从原理上就有一个致命之处，那就是理学宣扬"天理外求"，也就是说，想要学习理学，就必须研读经典，从外部求取天理，完善自身的知识，自己才能不断成长。所以，当时经常可以看到私塾先生带着一群孩子举着书，摇头晃脑地背诵经典。
不能知行合一，就是伪君子
但即便是语录不离手，经典不离口，从外部生拉硬套获取来的知识始终不是自己的。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渐渐变成了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文采越飘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至于自己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注定了理学家们不能做到"知行合一"。其实早在朱熹时代，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理学家只能是讲师，说是一套，做确实另外一套。
就在整个中国社会都沉浸在四书五经的保守框架时，另一种与理学对立的思想正在蠢蠢欲动——"心学"即将登场了，而且是不同于曾经的"陆九渊心学"的一种全新学问。我们下次再讲心学诞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