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文 如果亚当·斯密活到现在，他会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全世界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迄今被历史证明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生活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亚当·斯密，直接观察了来自分工的效率，从人类本性与分工及自然秩序出发，论述了市场经济怎样富国裕民。
当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给率先实行了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带来了如同率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个别投资者的超额回报的时候，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经过苦苦的体制比较和体制探索而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亚当·斯密，钦佩他的经济思想的伟大，他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富其国从而其裕民的经济体制。
第一位经院式经济学家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他的父亲是当地海关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终身未娶，他的一生如同他所设想的经济世界一样和谐而有序。所有的材料显示，他似乎没有和任何女性擦出爱情的火花，也没有经历过热烈的罗曼史，他同母亲相依为命，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对母亲尽心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
斯密曾经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也是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是第一个经院式的经济学家。1759年，他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这是他此后学术研究的必要准备。使他后来名扬四海的，则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影响深远，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斯密也因《国富论》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斯密自己说，他一生别无所好，最爱是书。从44岁到53岁，他呕心沥血，全身心地写作《国富论》。用他自己的话讲，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头里面，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海滨散步，现在的境遇是从来没有的幸福和满足”。斯密的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那个时代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如果是以前，他可能只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有一次，英国首相皮特正与各位要员会谈，斯密也被邀请参加，当他走进屋子时，大家都站起来。斯密说：“诸位先生们，请坐下”。皮特回答说：“不，我们等你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你的门徒”。
斯密治学严谨，堪称楷模，他从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公之于世，唯恐贻误后人。斯密在1790年7月17日去世，而在之前的1787年，他便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后将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烧毁。他为后人留下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同样令人动容。
斯密给政治经济学确定的任务是“富国裕民”。他说：“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们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那么何以富国裕民呢？答曰：市场经济。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从多方面开展了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国富论
亚当·斯密 /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6月
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如果没有对利己心的确认，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论述里，其实都是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去设定经济体制的，这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倒是如出一辙。
我们不要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即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主要关心自己”。
“利己心”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斯密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地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自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他举例地说，我们所以会从屠夫、厨师那里得到我们饮食所需，并不是出于这些人的仁慈或善行，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怀。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也绝不是他们的仁爱，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正如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里说，私人的恶德，是公众利益。
斯密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本身而言，人们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倾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就不会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实现。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过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的指导，“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设。现在看来，斯密关于利己心的确定，是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他的理论体系后来一再被实践所验证，道理全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投入最小、产出最大从而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人类本性是相逆的，这种体制的组织成本将是非常大的。计划经济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厂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斯密以利己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观点或者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于“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功劳。熊彼特曾经高度评价道：“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分工与效率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正在酝酿，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而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却初见端倪。斯密有一段时间住在格拉斯哥，那里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比英格兰发达，斯密实际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尽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和市场范围、分工和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实在不失为“高瞻远瞩”，这个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而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将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目的，则在于研究商品生产的根源。
对于分工与效率，斯密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以扣针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则可能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更不用说20枚了。但如果10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未开化的社会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历史已经走过了漫漫长河，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社会长期停滞；而后来工业社会的效率提高和社会进步则是分工使然。俯瞰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所展示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开始时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时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于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实，如果说人们都在“计算”，都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许多“穷人”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富人”则为了节约时间买小汽车、坐出租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了资源的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东施效颦、抑长扬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由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的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来的钱，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斯密讲的是绝对比较优势，即鞋和帽的生产效率，甲国都比乙国高。李嘉图讲的是相对比较优势。虽然乙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都比甲国低，但鞋的生产效率相对比较高，乙国可以专门生产鞋和甲国交换。甲国鞋和帽的生产效率都高，但帽的效率更高，甲国可以专门生产帽和乙国交换。这样两个国家的蛋糕却都可以做得更大。斯密是倡导无疆界的市场，倡导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一旦涉及到国家的利益，涉及到国家安全，自由贸易就被保护主义所替代。
分工与法制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庆的“棒棒”），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而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然而，分工和专业化都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经济行为与法制建设在反复的博弈中不断完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分工和交易将很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不仅体现在买卖双方，还体现在债务人和银行的关系上。亚当·斯密说，苏格兰各银行，在一个长时期内非常明确地要求一切顾客经常要定期地归还贷款。如果他不能照办，那无论他有怎样大的财产和信用，也不要想向银行贷得一文。我们的银行应当学一学，银行不良贷款是银行明知收不回来还要贷出的结果。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从分工开始并高度讴歌分工，是因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时代，感知了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对于我们现实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启迪意义的——经济实践永远是经济理论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实践条例，剩下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
在斯密看来，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却在他的《企业的性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者修正。在这篇论文中，科斯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适度的规模。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用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通过对企业史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
后发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资源、劳动、环境稳定、也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但不能陶醉于比较优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劳动价值
斯密是从劳动分工出发来研究“什么是交换价值真实尺度”。在他看来，既然有分工，那么每个人所需要的必需品绝大部分依赖于别人的劳动，同时个人也为别人劳动。人们彼此之间要交换商品，商品交换实际上是隐藏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所以商品的价值就十分自然地取决于劳动。据此，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贡献是确认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缺点是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古典经济学都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马克思说，在价值问题上，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他的贡献，他的贡献只是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马克思还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看来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时代，坚持劳动价值论有必然性。《国富论》是关于怎样才能富裕的经济学，当然要研究什么样的劳动有利于富裕。斯密有两种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第一种是他把是否能生产物质产品，看作是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和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代，不会随生随灭”。与此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并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