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入学报到第二天,和老乡兼同学吴晓文(专修班十六人之一)在湖滨逛街所拍。你看,笔挺的一套中山装,熨烫出笔直的线条,乍看比晓文兄阔多了。这套“行头”是来杭州前我妈亲手制作的。
家母是从业十多年的裁缝师傅,手艺远近闻名,我兄弟仨从出世为人,即穿着母亲量身定制的衣服。我想母亲缝制这套“大学装”时,一定是满心喜悦,且特别精心。真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仅衣服而言,就值得为母亲专门写一篇,呵呵)而我,对这衣服穿得爱惜,也特别珍惜,穿了不止大学四年,可能现在还压箱底保存着,因为这是融入了母爱的作品。
文中发现一个让人跌眼镜的回应:尚同学居然还为组里男生做过裤子!且坦承“胆子大技术差”。我想,她当年若是下乡到我老家并喜欢做裁缝,说不定母亲就会收了这个文气又灵气的“杭州小囡妮”做徒弟,让她学得一手好技艺。
应沪晨(永康人):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妈妈就我外出求学要用的相关用品进行安排。她知道其他的事,我自己都会安排好,她要做的无非就是弄几套四季换洗服装和厚薄被子。她找了裁缝。
外套做了一件青年装,就是领子稍比一般的中山装长一点的那种;做了两件衬衫,一件是带格子的,一件是白色的。那时,我对格子衬衫还不能接受,感觉穿上后会像个小流氓,于是要了那件白色的。格子衬衫被我哥哥高兴地穿走了。
另外一件外套是我父亲穿过的灰色中山装,先是给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哥哥穿的,父亲让哥哥转让给我带着穿。这件中山装比较普通,到校后我穿得时间长久些。现在留下的当时在班级和小组活动中的照片中,大都是这件穿着的“倩影”。只是两只口袋的袋布当时都已发霉,无法在口袋里放东西。
大二时才买了一件咖啡色的涤纶夹克衫。大三时又买了一件淡蓝色的涤纶夹克衫。就这样度过了大学的四年岁月。两件夹克衫一直穿到婚后被我妻子放到箱底为止。
王国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应该大部份的衣料都是的确良。因为那时扯卡其布或其它棉料布的需用钱加布票才能买,而的确良、绦卡等化纤料则不需要布票。像我们那时的布票定量是5尺5寸一年,布匹的幅宽也有好几种的。
卲是祥(镇海人):我连自己的也没记住多少。只记得读高中时,穿的裤腿是我妈接了二截的。很有特色。大学毕业时,穿的毛衣都破了不知多少个洞。
盖的被子,里面的棉花絮接近黑色,硬梆梆的。缝被子的针经常折断——自己翻棉被,用的是寝室里的桌子。由于妈妈省钱,被面被夹里刚刚能够把棉絮裹起来。所以在这小桌子上缝,往往不是这一头不够长了,就是那一边够不着。记得有次张玲燕看到,说帮我缝,我尽管年龄不算小了,但也害羞,谢过好意,婉拒了。
孔小炯(杭州人):那时穿什么衣服,已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就像其他同学一样,穿过的好衣服是的确良的,这是那时的上品布料,不会皱折,也不大会破。读中学时和大家一样,肯定穿过打补丁的衣服,但是工作后,尤其是读大学时,家里肯定不让穿补丁衣服了;不过一般都是两套换洗。如果旧了,或者觉得穿得时间太久了要更新,才会买新衣服。想想现在随意买衣穿衣,恍如隔世。
陈晓明(鄞县人):仕忠兄,对于穿着,因为当时年少,不是很上心。本人在家里排行最小,虽然平时穿着多是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改的,但年景好时,生产队有预支,过年父母会给做一套新衣服。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的衣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亲朋好友送来了衬衫、毛衣,可谓重礼。最开心的是获得了两件心心念念的军装,是退伍军人表哥送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四年青葱岁月。
上大学的第二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双猪皮鞋,穿上总算像个大学生了。80年以后,家里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添置的衣服也多了起来,但在记忆中穿得最多的还是那两件军装。
董平(衢县人):一件浅灰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就穿了四年。卡其布的中山装,当时是很好的好不好!后来也穿三个口袋的“学生装”。夏天,白色府绸的短袖衬衫,很高级的样子,还是后来才有的;经常穿的是背心,还是大红的。
韩兆铭:我是个胡乱穿衣的人,所以大学时代穿什么衣服,一点都回忆不起来,这也算奇葩吧。
朱承君:关于衣服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反正穿不起好衣服。
二、朋友们的接龙故事
郑尚宪(厦门大学78级):从记事起,饥饿就如影随形,一直困扰着我。大概饥饿感太强烈了,对于寒冷我倒没什么感觉。老师上课时讲:“你们生活在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非常幸福……”我心里想:穿得暖不暖没关系,要是能吃饱饭就好了。
后来下农村,终于能吃饱饭了,心里十分满足,对于穿衣就更不在意了。何况天天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有好衣服也糟蹋了。
印象最深的是姐姐们一回家,就拿我的衣服给小外甥、外甥女当尿垫子,等她们走后,洗一洗我接着穿。
1978年秋天上大学时,家里千挪万借,凑钱给我做了一件的确良白衬衫、一条的确良蓝色裤子、一条草绿色细布裤子。乡亲们看到我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都啧啧称赞:“真有大学生的样子!”
后来听说,我前脚刚走,两位堂嫂就上门要我的旧衣服。我妈说:“你们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像样衣裳?”堂嫂们说:“我们不是来要好衣裳的,只是觉得他上大学了,以前的衣服肯定不要了,想拿回去当墩布。”她们哪里想到,仅有的几件旧衣服,我都带着上大学了。到了大学里一看,大家都差不多,穿补丁衣服的比比皆是,我的衣服还不是最差的。
接下来几年,家里经济条件好了,陆续又给我添了几件新衣服。每回做衣服时,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口袋做大一些,一定要能装下一本较厚的书,好随时随地掏出来阅读。
有了新衣服,我还是先尽着旧衣服穿,一定要破得不能再破了,带回去给堂嫂们当墩布,补上当年的亏欠。而那些新做的衣服,我本硕博一路穿下来,有几件直到工作时还在穿。
1979年元旦,穿着当时最好的冬装。
大学毕业照,右肩有书包带磨破的痕迹。
说完衣服说鞋子。许多福建人习惯打赤脚,我们家乡更甚,有人一辈子都没有穿过鞋子。当年王亚南当厦大校长时,看到不少学生大冬天打赤脚,就用自己的稿费给他们买鞋子,成了代代相传的佳话。
不过我上大学时,大家都穿上鞋子了。刚开始大都是解放鞋和布鞋,后来随着经济条件好转,穿皮鞋、回力鞋的逐渐多起来。我在乡下时基本上都打赤脚,上大学时一位当兵的亲戚送了我一双半旧的解放鞋。就是这双解放鞋,四年间多次修补,鞋面补丁摞补丁,鞋底胶皮粘胶皮,无比厚重,成了年级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以至于毕业时,好几位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提及,顺手拈来两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