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方式分析 ——以影片《芙蓉镇》为例
王梦娟
王梦娟，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中国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创作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渊源，形成了以郑正秋—蔡楚生—谢晋为代表的创作发展脉络。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一般采用单一线索的顺时序叙事结构和中景景别的双人镜头以及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模式进行叙事。谢晋在继承传统叙事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实践，为之后的主流电影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影片《芙蓉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成为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为吸引观众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
1 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传统
中国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创作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同时又受到好莱坞情节剧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外来电影模式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传统：以伦理道德为叙事内容，以道德冲突建构戏剧性情节，以善恶对立的人物为道德化身，以家国的悲欢离合来寄寓民族的盛衰兴亡，并贯串于中国电影史”[1]。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经过郑正秋、蔡楚生、谢晋三位创作者的继承与创新，成为一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电影类型。
1.1 文化渊源
谢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便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中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并逐渐具备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谢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在其对“家国同构”思想的表达上。家国一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文学和艺术层面，文艺作品常常以家庭的命运变化来喻示整个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家庭—家族—国家’这种推衍式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正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2]在对儒家文化的世代传承中，人们逐渐将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认同为一种文化心理，而谢晋导演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以艺术家的敏锐创作出一部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作品。
在谢晋新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家国同构的伦理情节剧电影以通俗剧的形式得以延续。在影片《芙蓉镇》里，谢晋以主人公胡玉音家庭的变化喻示了社会的变化，从胡玉音和桂桂原本幸福家庭的破裂，到胡玉音被禁止和秦书田组成新家庭，再到影片最后胡玉音和秦书田重获圆满家庭这样一个小家庭的变化，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1.2 发展脉络
代文人创作的一种文化资源，以家庭隐喻国家也逐渐成为文人关注和表现社会现实的方式，家国情怀也由此形成。“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指由家庭生活所产生的人伦关系推及渗透于社会各层面而成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与文化特征。”[2]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发挥着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道德伦理观念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影响着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家庭伦理在经历现代化的转向后，仍旧保持了其基本内涵和功能。
在电影创作方面，家庭伦理情节剧形成了以郑正秋—蔡楚生—谢晋三位导演为代表的创作发展脉络。采用戏剧性的线性叙事方式来讲述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成为三位情节剧电影导演共有的叙事特征，但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中，三位导演又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郑正秋的创作受戏剧的影响较大，其作品擅长运用误会与巧合来制造故事的戏剧性，从而使故事情节充满传奇性色彩。例如，其作品《孤儿救祖记》就利用巧合来安排祖孙见面以推动矛盾的化解。蔡楚生在注重故事戏剧性的同时，较多地对现实社会和生活予以关注，其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就以一个家庭的变化来描写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通过家庭中人物情感的纠葛来反映社会中激烈的矛盾冲突。谢晋在郑正秋和蔡楚生通俗化叙事手法的基础上，运用更为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来描述戏剧性的故事，并利用人物鲜明的善恶对立来强化影片的戏剧性。
2 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特征
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线性顺时序叙事结构和大团圆结局模式的影响，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在叙事方式和镜头表现上有着鲜明的特征。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故事的通俗化叙事方式和大团圆的封闭叙事结构较大程度上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水平。全知叙事视角使观众以无所不知的心态来欣赏故事，强化了观众对影片剧情的理解。
2.1 顺时序叙事结构
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秉承了传统文学的顺时序叙事特点，即按照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对故事进行讲述，相较多重线索共同参与影片情节发展的复杂叙事结构，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往往采用单一线索进行叙事，其故事情节具有明确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顺时序的单一线索叙事，使影片呈现出简单清晰的情节发展脉络，这一故事发展脉络是为观众所熟悉的，因而能够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谢晋导演的影片《芙蓉镇》将焦点放在胡玉音小家庭的变化上，以胡玉音和秦书田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爱情为线索，对两人及周围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遭遇进行了刻画与书写。影片以胡玉音和她的丈夫桂桂在镇上卖米豆腐来维持生计为开端，后遭遇李国香对他们家庭经济的“清算”，导致家庭发生变故，胡玉音也被认定为“富农婆”并承受着相应的惩罚。在和秦书田打扫街道的长期相处中，胡玉音接受了秦书田的爱情并和其组成了新的家庭，最终以秦书田得以平反归来后一家人开始继续以卖米豆腐为生的新生活为故事结局。这种由单一线索的顺时序封闭叙事结构所形成的通俗化叙事方式是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故事讲述方式，这也是影片历时已久却仍被视为经典的原因所在。影片在传统的单线叙事之外，还穿*部分回忆镜头，例如，胡玉音对自己和黎满庚那段爱情的回忆以及对丈夫桂桂生前的部分回忆等，但这些回忆的镜头已融入整体的线性叙事当中，为推动影片的整体叙事而服务。
2.2 镜头语言的创新
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有着独具民族艺术特色的镜头语言表达方式，“主要由于中国电影的创作者受到民族艺术的熏陶，民族文化心理的濡染，传统审美定式的影响，以及对传统叙事艺术手段的重视，既给中国电影烙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印记，也使其叙事艺术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3]。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中的对话段落在全片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在这种对话段落中，镜头往往以中景景别来呈现两人同时出现在画面中的对话场景，而很少使用单人对视的对切镜头。这种镜头表现方式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人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体现出的对应关系中找到其文化渊源，只有在这种对应关系中，各方的身份才能得以确认。中景景别的双人镜头作为影片创作者的叙事方式，它使观众处在旁观者的位置以全知的视点全面把握剧情的发展走向，增强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心理及其关系的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剧中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调动了观众参与影片叙事的积极性。
谢晋继承了这种传统镜头的表现方式，在其影片《天云山传奇》中，周瑜贞到宋薇家里去看望宋薇的那场戏里，在周瑜贞向宋薇讲述自己到天云镇去的路上碰见罗群以及之后在罗群家中的所见所闻时，两人间的大段对话便是通过双人的中景镜头来呈现；而在电影《牧马人》中，李秀芝刚到许灵均家时两人之间的几次对话也大部分运用了中景景别的双人镜头来表现。这种传统镜头的运用更加细致地描绘了对话双方当时的心理和情感，推动着影片进行叙事。
谢晋也在继承传统镜头表现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实践，即在使用双人镜头表现两人对话时偶尔使用单人的对切镜头来活跃气氛，而每当画面出现单人镜头时，镜头中人物的讲话往往伴随着起身、走动等动作，由此避免了长时间的静态画面带来的单调乏味，从而增强了人物语言的力量和画面的表现力。在影片《芙蓉镇》中，谷燕山因卖给胡玉音太多碎米谷子而被李国香找到家里要求他交代问题的那场戏里，李国香站起身走到窗前质问谷燕山的收益来源并诬赖谷燕山和胡玉音有关系时，她的傲慢的态度激怒了谷燕山，使他着急去澄清事实，两人情绪的变化通过单人镜头得到呈现。整个场景依然是以双人镜头为主，并结合了单人镜头来共同表现人物情绪，从而使影片达到了一种戏剧性的叙事效果。
此外，谢晋善于用镜头来营造影片的场景氛围，在《芙蓉镇》里，潮湿昏暗的青灰色石板街营造了压抑的空间氛围，诉说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同时，这样的镜头运用又是导演讲述故事时的一种诗意化的表达方式。
2.3 大团圆结局模式
道德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精神要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劝善惩恶的道德规训作用。受传统伦理道德因素的影响，中国历来的文艺作品，如小说和戏剧，在人物安排上往往分为鲜明的善恶对立的双方，在结局安排上则表现为好人在经历磨难后终于获得善报而坏人最终受到惩罚的大团圆结局。在这种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也形成了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模式。在“家族本位”以及“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自古就非常重视“家”的意义，家庭和睦、家庭团圆向来是中国人内心的期盼和追求，已然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因此，人们也期待在电影中看到自己所熟悉的情节发展模式，出于道德的衡量和对影片人物的认同心理，观众会希望代表正义与善良的一方最终获得圆满的结局，同时也希望代表邪恶势力的一方因家庭的残缺而受到相应的惩罚。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发展模式正好契合了观众的观影心理，因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在谢晋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中，善恶的二元对立已成为一种固有的模式，作为补偿，好人最终会拥有一个圆满的家庭；作为惩罚，坏人则无法得到家庭的温暖。谢晋以家庭的圆满与否作为对人物奖励或惩戒的标准，具有震慑人心的意义，从而完成了观众心目中对道德的想象。谢晋在他新时期的电影《芙蓉镇》中，就对这种道德的补偿与惩罚进行了明晰的展现。胡玉音和秦书田作为善的一方，在经历了种种不公与磨难之后，最终回归平静幸福的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在这里，道德以给胡玉音和秦书田一个温暖家庭的形式对遭受苦难的他们进行了补偿。而李国香和王秋赦作为恶的一方，因为“横行霸道”，均没有一个完满的家庭，王秋赦最终还以疯癫结局。在这里，道德以让两人家庭缺失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惩罚。总的来说，影片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达到了劝善惩恶的目的，使观众的情感得到了慰藉。
谢晋在其新时期的创作中融入了对时代的思考。例如，在《芙蓉镇》这部影片中，他对个人道德与情感进行了重点描绘，在运用大团圆的封闭模式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同时，融入了对时代的思考。
3 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策略
3.1 女性形象书写
“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都指出过，银幕上的女性形象为观众提供了基本的观影动力。”[4]因此，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可以看作是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一种叙事策略。无论是郑正秋在《姊妹花》中对大宝和二宝不同命运的书写，还是蔡楚生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对李素芬、王丽珍、何文艳三位女性不同性格的描绘，抑或是谢晋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中对女性特有的人文关怀，我们都可以看到创作者重视女性在推动电影叙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创作者在电影中有着不同层次的表现与强调。谢晋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与刻画贯穿其电影创作生涯的始终，而在不同阶段的创作中，他对女性形象在电影中的作用与意义也进行了调整和转换。在谢晋新时期的几部作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中，女性改变了以往被压迫的形象转而成为感化男主人公的力量，女性作为道德的化身用温情给予了男主人公面对艰苦生活的信念，具体表现在冯晴岚对孤苦的罗群的关怀和照顾、李秀芝对穷困的许灵均的不离不弃、胡玉音和“五类分子”秦书田的相濡以沫等细节中。
谢晋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在《芙蓉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呈现，这种创新体现为对善与恶的女性形象的对比刻画。同样作为女性，强势专制的李国香与勤劳善良的胡玉音形成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李国香的咄咄逼人，导致胡玉音丈夫桂桂自*。之后，胡玉音被划为“富农婆”，她和秦书田的婚姻也被李国香从中阻挠，李国香成为导致胡玉音命运悲剧的元凶，剥夺了胡玉音拥有幸福家庭的权利。在对女性形象所进行的一善一恶的对比刻画中，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女性形象是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吸引观众的一种因素，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影片讲述故事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3.2 主流叙事开端
电影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的通俗化叙事方式是为观众所熟悉的故事讲述方式，它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化的艺术审美特征，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正是通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伦理故事来感化观众并引起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而这正是在当下电影创作中所缺乏的一种品质。谢晋以其艺术家的忧患意识对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进行了悲剧化的艺术创新，凸显了影片的社会现实意义。他在电影中大量融入了亲情、爱情、友情等道德因素，这是谢晋在对自己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进行衡量之后所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谢晋电影创作虽然受到好莱坞电影发展的影响，但他在电影的影像表达和叙事方式上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影像与叙事风格。就谢晋电影对现实与时代的关注程度而言，他的电影创作已然成为一种主流的叙事话语的表达，为之后的主流电影创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
在电影商业化的大浪潮下，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在当下的一些创作，例如，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就是对传统的家庭伦理情节剧叙事模式的发展和创新，这些作品用温情叙事为观众带来心灵的慰藉，也依然用真情打动着观众。
参考文献：
[1]何春耕.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传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1):31-40.
[2]陈雷.家：作为文化的负载——中国家庭伦理叙事影视作品的文化价值探析[D].南昌:南昌大学,2009:5.
[3]何春耕.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叙事传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1):31-40.
[4]陈犀禾,黄望莉.最后一个大师:论谢晋电影的政治意识、女性形象和叙事风格[J].当代电影,2004(1):15-22.
来源：《西部广播电视》 2021年第11期
纪念一代名导谢晋诞辰100周年：谢晋电影《芙蓉镇》评论卷（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