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扬州经济富庶，画坛人文荟萃，其中以“扬州八怪”最具影响。
“扬州八怪“虽“怪以八名”，但自清以来享有“八怪”之称者就有15人之多。清末李玉棻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所列的8人分别为：汪士慎、李鱓、黄慎、金农、高翔、郑夑、李方膺和罗聘。
“扬州八怪”以怪著称，那么，他们怪在何处呢？
首先，“扬州八怪”虽是各怀才艺的文人画家，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绘画对于他们并不只是自娱，他们也不拘于封建文人的儒雅气质，而是与商人合作，顺应市民阶层的审美喜好，所谓“俗中带雅方能处世，雅中带俗可以资生”，与传统文人相比，确实是怪了。
其次，“扬州八怪”之怪，是他们与“正宗”画风有不同的异趣。他们的艺术风貌背离了当时统治者所推崇的“正统”画派，包括以“四王”为首的山水画派和以恽寿平为代表的花鸟画派，转而继承了明代陈淳、徐渭及清初石涛、八大山人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主张重创新、抒个性，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这种个性化、主体化和世俗化的特征，被目之为“怪”。
从技法上说，“扬州八怪”在理论及实践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有着一些创新性探索，比如对书法入画的实践，个性十分强烈，如李鱓的狂草入画，郑燮的“六分半”书入画，金农的“漆书”等等，都独树一帜。
“扬州八怪”主要以泼墨写意花鸟画为主，诗、书、画、印融会贯通，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形式，并以金石书法入画，崇尚恣肆雄强的磅礴气势和朴茂奇崛之美，在艺术面貌上开一代新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高翔高翔与汪士慎皆以梅花名世，又各具特色，擅八分书，工篆刻，师法程邃，与汪士慎、丁敬齐名。高翔题画，创书余之说，意思是自己的画仅是书法之余事，譬如先有唐诗后有宋词，可见其对书法自视甚高，不肖为画工也。中国文人画的重要特征是以诗书入画，具有强烈的书卷气息，而不是色彩浓烈、描摹工细的院体画或工匠画。高翔以书意入画，画面中自然表现出书法用笔的灵动飞扬。
高翔《梅花图》轴
此图是高翔与朋友们去扬州禅智寺探梅后为默夫所作。高翔所画梅花皆疏枝瘦朵，别具气韵，有露冷风清之致，与汪士慎所绘的繁枝梅花相比可谓各领风*。
金农善画梅竹、人马、佛像、山水等，“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气”，笔法稚拙，意境奇奥，肖像画追求于似是非是之间，开辟了文人肖像画领域。其书法独创一种自称为“漆书”的字体，富有金石味。金农向以隶书见长，他的隶书得力于《西岳华山碑》，圆笔为主，朴厚飘逸。后来，他受《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的影响，字体方中见圆，横粗竖细，变隶书的扁平结体为纵长，逐渐向奇崛险劲转变。在不断揣摩的过程中，金农以截豪秃笔作横画粗短、竖画细劲、雄奇恣肆、斩钉截铁的方笔字。
金农隶书陶秀实《清异录》轴
本幅录文选自宋代陶秀实《清异录》。《清异录》是作者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所写的一部随笔集。 金农此作以其独创的“漆书”书写，横划扁平粗壮，起笔、收笔处着意直切成形。直划、长撇、勾划等细劲锋利。
李鱓在宫廷中曾从蒋廷锡学画工细妍丽的花卉，之后师从指头画家高其佩，在扬州又取法石涛。李鱓以写意花鸟画的成就名居扬州八怪的前列，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拓展了写意花鸟的取材领域，将葱、姜、瓜、茄、辣椒、茭白等一一入画，并将诗书题跋与画面结合，点出深意，而且扩大题诗在画面上所占的空间，大有书画不分、喧宾夺主之势，实际上却利用书画的相生互动加强了画面的气势，造成不守绳墨的奇效。李鱓的写意花鸟笔致简练，水墨酣畅，突破了正统画派恪守古法的陈套，成为其“怪”之所在。
李鱓《荷花图》轴
《荷花图》是李鱓58岁时的作品，为其成熟画风的代表作。图绘夜雨之后的出水芙蓉，出污泥而不染，枝叶高低错落，不蔓不枝，清新活泼。用笔奔放雄浑，挥洒自如，用墨浓淡相间，淋漓尽致地烘托出雨后荷塘烟雾蒸腾、水泽弥漫的意境，妙得天趣。
郑燮善画兰、竹、石，尤精墨竹。取法石涛，又师徐渭、高其佩笔意，潇洒活泼。其书法以画法入笔，创“六分半书”，纵横错落，飘洒有致。郑燮在创作上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阶段论，辩证地论述了艺术的创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