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中“术”与“道”相同，都有治理国家的原则、方法之意。诸子“皆欲以其道易天下”（《文史通义·原道中》），或以“术”称之。如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训》）、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等。但是由于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社会问题不同，诸子思想的重点也不一致。春秋时期周天子尚在，故孔、墨政治思想都以如何在尊周的前提下治理好国家（治国之道）为主题。
战国时期天下已无序，要求重新建立新王朝、新秩序，因此道、法二家政治思想就以天子如何维护统治权的方法（维权之术）为主题。《汉书·艺文志》评价道家时说“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话也可用于法家思想。但法家所言之“术”虽源于道家，却有所区别和发展。道家的“术”主要是治国安民，而法家的“术”则重在尊君驭臣；道家的“术”是公诸于世的治国之术，而法家的“术”则除治民之外，更着重于统治者深藏于心、不示人知的心术。
为了维护君主的至高无上的专制统治，法家的统治术包括统治民众和驾驭群臣两个方面，重点是对官。
对人民大众，为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他们主张要以严刑峻罚的法律规定作为胁制人们的行为规范。同时，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还主张思想统一，他说“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因此要贯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蠢》），就必须排除“五蠢”的干扰。所谓“五蠢”就是必须坚决取缔的、妨害人们思想统一的五种人，具体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特别是儒与墨，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蠢》）。韩非子认为五囊不除，国家就有“破亡”的危险。
韩非子所主张的统治术除治民外，最主要还在于驭臣。治民是公开的法令以严禁，驭臣则主要靠深藏不露的“心术”以防奸臣侵扰。对官之“术”含有两个方面。一是任职。商鞅变法把官员世袭制改为任用制，韩非子因袭并发展了此法。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
群臣不过是执行君主法令的“辅佐”、助手，不过是“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因此对任用官吏的思考在韩非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君主对臣下除了掌握赏、罚“二柄”外，还要“明于择臣”（《韩非子·说疑》）。韩非子说：“人主左右不可不也。”（《韩非子·说疑》）君主“牧使”臣下的要求是“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这样，“贤良遂近而奸邪并退”，“便国利民”。（《韩非子·说疑》）二是对官员还要“众端参观”（《韩非子·七术》），即要多方面考察。
“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听其言、观其行、责其用，求其功。他说，对大臣要“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韩非子·六反》）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他说“知臣主之异利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韩非子·八经》），而且在不停斗争，所谓君臣“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扬权》）。他还说“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韩非子·人主》），认为巩固君主地位和威严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防范臣下。为此韩非子提出了君主深“藏于胸（心）中”不为人知的驭臣防奸之“术”。通过明察暗访考察臣下的言行和了解其忠奸、贤不肖，特别是为防范臣下觊舰篡夺王位的野心，韩非子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心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