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对于93高龄的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而言，变迁之中亦有不变。主楼后身的一栋红砖瓦房里，自打7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戴逸住进来，他就再也没有挪过窝。瓦房内仿佛时间凝滞、画面定格：一张旧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一面书橱、一沓沓书稿……只是，看书的人从斯文后生变成了寿眉老者，书桌上多了几面大小不一的放大镜，书桌旁多了几根长短不一的拐杖。
从稿纸堆里抬起头，戴逸冲来客一笑。明媚的笑意从眉头眼底鼻翼嘴角和每一道皮肤褶皱里溢出来，快要静止的一室空气瞬间活泼了。如此富有感染力的笑容，应只属于内心拥有大快乐、大满足的人。
戴逸将治学的四个境界概括为勤、苦、乐、迷。专骛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他如今的这一治学情状，是难以为外人道的超越了勤与苦之后的乐与迷。读他笔下的那句：“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仿佛他诉之衷肠的不只是纸上的学问，而是那高山流水、碧海青天，是莫逆之交、灵魂之侣、生死之托。
在戴逸主持之下，2002年启动的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清史》纂修工程目前已进入最后审阅阶段。工程终会画上句号，而他与清史的缘分，将愈久弥醇。
改专业改名字
1936年，铁蹄未至，常熟市古里镇如古画般静美。“画”中有一座名楼——位居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首的铁琴铜剑楼。楼主人是第四代传人瞿启甲，他年过花甲，有一个非血亲的10岁“孙儿”。
“孙儿”便是小戴逸，那会儿他的名字叫戴秉衡。人丁兴旺的戴家一掷千“银”（一千银元），刚以十年租期将铁琴铜剑楼斜对门的荣木楼租下，此楼是清初文学宗师钱谦益的故居。戴瞿有世交之好。瞿启甲发现，“孙儿”对书有着天然的亲近，别家孩子拿零花钱买吃的，他却把铜板塞给走街串巷的租书人，租下《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杨家将》《西游记》《水浒传》等连环画。隔代的同气相求令瞿老爷子欢喜而慷慨，允“孙儿”翻阅藏书楼内珍贵的宋元善本。
藏书楼最怕火，日军的炮火偏偏就来了。1938年，小戴逸随家人避难上海。喜爱历史的他，却在1944年高中毕业时“一狠心”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铁路管理专业，原因是，“抗战期间上海很多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而且当时读文科毫无出路，毕业就失业。”
1946年暑假，20岁的戴逸即将升入大三，从昆明回迁的北京大学途径上海时开设了考场。戴逸试着报考史学系，被录取了。这反倒让他为难起来，若上北大，他得重新从一年级读起。犹豫一番后，他决定听从内心，离家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