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修史、新时代修史在带给《清史》诸多创新性优势的同时，修史者也会因其个体生命的不在场和对漫长历史、遥远未来的视程所限，而注定在解开历史谜团的同时也留下谜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达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戴逸感叹道：“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司之谜。”
【记者手记】历史的因现实的果
“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戴逸如是回忆少年时期的读书时光。若将这段话中的“小楼之上”换成“小屋之内”，则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戴逸先生。初心相随，小楼小屋便能装满读书之乐。
但正如他在北大读书时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一样，他的格局不仅仅囿于一楼一屋，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修史而修史，他不同意“史料即史学”，而主张经世致用，“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鉴古而知今，史学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观察自己和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他也看重现实对历史的反作用力，常说：“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所以他从不回避现实。《清史》中专门增加了“海洋篇”。光绪年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就带水师在南海各个岛屿巡逻，这是南海为我国领土的铁证。今天的“一带一路”也能从清朝文化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包容性中找寻到历史之基。
“但也要看到，史学不是对策学。”戴逸强调，“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文：驻京记者江胜信
图：戴逸先生生前提供
编辑：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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