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太宗修《氏族志》，以及科举制度、宰相人数的数据看来，我们可以发现，李唐王朝并没有彻底消灭士族的意思，否则李世民也不会因为崔、卢和自己并列第一而气急败坏了，他们只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打压士族门阀，减小其对皇权的威胁，再用科举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阶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士族与庶民的阶层差距。
比如说，唐朝人虽然看重士族，但主要体现在朝政和婚姻方面，通过士族联姻，巩固在朝政上的话语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士庶的差距微乎其微，比如穿着方面，除了朝廷官员有特定的官服之外，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日常服饰都穿着襕（lán）衫，除了赤黄色为皇帝专属以外，其他颜色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随意穿着。《舆服志》
但是在士族与庶民之下，还有一个非常凄惨的群体——贱民。
贱民统统为奴隶，又分官贱和私贱，杂户、官户、工乐户等属于官贱，有的来自前朝遗留，有些是俘虏或者犯人，或者是最底层的乐工，这些人都没有户籍，但是如果表现好，或者运气好，是可以脱离贱民，恢复庶民身份的。
依附于门阀士族的贱民，男的叫部曲、女的叫客女，由士族直接进行管理，称为私贱。最最可怜的私贱要数随身和私奴婢了，一旦命运捉弄，落入这个阶层，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作为士族的终生奴仆，命运之悲惨，《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奴婢等同财产，等同畜产，是畜生、是猪狗，不被看做是人。
一些不严谨的唐朝影视剧，里面的大臣面对皇帝称奴婢，这相当于大臣对皇帝说：臣是猪狗，臣不是人。我骂我自己，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由于奴婢的财产属性，唐朝也形成了一条完善的奴婢买卖产业链，敦煌出土的《唐代奴婢买卖市券副本》记录了详细的奴婢买卖过程，一个13岁的奴婢价值21匹生绢，并且还要有5个人作为担保，为了防止恶人把劫掠良民当奴婢买卖，《唐律》规定一经发现，处以绞刑。
可能是具有异域风情的缘故，最受欢迎的奴婢是来自附属国新罗的“新罗婢”和“昆仑奴”，富豪家族争相购买之。又因为这个原因，新罗到唐朝的海域，形成了一股专门掠夺新罗良民贩卖到唐朝的海盗势力。
唐朝多次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收效甚微，即便是产生了效果，被恢复良民身份的新罗婢也因为无依无靠，没有办法回到家乡，后来新罗人遭不住了，派遣使者入唐，诉说惨状，请求唐朝用便船送他们回家，唐朝廷这才下令：“是新罗百姓，情愿归者，送其归去”。
唐宪宗年间，有唐一代最大的党争——牛李党争愈演愈烈，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是这场党争的牺牲品，有人认为牛党的首领牛增孺出身庶民，而李党的李德裕出身士族，本质上牛李党争就是一场士庶之争。
科举制度的完善，让曾经的门阀士族逐渐向文官体制过度，是士族没落的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从安史之乱后，唐朝进入节度使割据的时代，以往那些门阀士族不得不放弃地方势力，全力拥抱唐王朝新的官僚体制，这就造成了门阀士族在朝廷内虽然还有话语权，但是朝廷对地方控制力越来越弱，朝廷连自己都保不住了，门阀士族又怎么可能有力量自保呢？
到唐末藩镇割据，地方上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还诞生了以“牙兵”为主的职业军人，而那些显赫数百年的门阀士族，没有一个掌握过藩镇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