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易图》一卷，清康熙内府仿宋咸淳元年吴革本刻本
朱熹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理学的偏好。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四中自称：“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有了要与圣人比肩的心态。而他的父亲朱松则由于长子和次子早逝，把传承学问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
朱松本是理学大家罗从彦的弟子，但朱松并未在理学理论方面下太大的功夫，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朱熹。绍兴十三年，朱熹14岁时，朱松病故，临终前把家中之事都托付会给了刘子羽，同时给儿子找了三位老师，分别是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三位老师虽然都信奉二程，但三人的道学重点有一定的差异，故而他们的教育使得早期的朱熹呈现出思想多重性，《朱子语类》卷一百四中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然而在那个阶段，朱熹对佛学最感兴趣。
朱熹撰《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明初内府刻本
绍兴十八年，朱熹赴临安赶考，随身所带之书竟然只是一部宗杲的《大慧语录》，此事记载于《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而他在参加科考时，就是用禅学的观念来讲解《周易》《论语》和《孟子》，结果他竟然考中了，多年后朱子回忆时都觉得不好意思，《朱子语类》卷一百四中称：“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随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遂得举。”后人考证实际的情况是，当时的主考官周执羔、初考官沈该、副考官汤思退等人恰好都喜好佛老，看来人的运气来的时候什么都阻挡不住。
考上进士后，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在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大变，而变化的原因是他正式拜李侗为师。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罗从彦是杨时的弟子，而杨时又是二程的弟子，正因为这一个顺序，朱熹被称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拜李侗为师时，已经24岁，当时李侗61岁，而由于这四位都是福建人，故朱熹又跟李侗、杨时、罗从彦并称为“闽学四贤”。
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本
那个时候，朱子依然沉湎于禅学，他见到李侗时，竟然向老师请教禅学的问题。《朱子语类》一百四中称：“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禅）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李侗听到了朱熹的问话，默不作声，而朱熹也很有意思，他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下去，李侗依然不反驳，只让朱熹去读儒学著作。朱熹也只好按照老师的要求将这些书读来读去，某天他终于读出了味道，反过来再看他当年所读的佛书，觉得那些佛教观念漏洞百出。
朱熹撰《诗传大全》二十卷，明永乐十三年内府刻本
看来这位李侗的贡献“功不在禹下”，他竟然将一位如此迷恋佛学的人彻底转变过来。朱子也在多处提到这件事：“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指儒学）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
钱穆认为，朱熹在李侗那里有三大收获：“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二曰须看古圣经义，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朱子循此三番教言，自加寻究，而不自限于默坐澄心之一项工夫上，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朱子新学案》）李侗教给朱子学问要从生活中融会贯通，这是第一，第二条则让他学习古代的儒家经典，第三，则是理学的著名问题“理一分殊”。朱子就是遵循李侗的这些教导，而成为一代大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