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在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的漫漫长河中，能够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出现和存在的古代中国，既然能够做到在历史的仆仆风尘中立足，必然拥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其实说到人类社会，无论是最早期的原始部落形态，到后来愈渐成熟的古代社会，在集群和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人类的生产力得到解放，人类这一物种的文明得以被创造和传承。归根结底，“社会”这一形态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文明的通透结晶。
而在绵延数千年之久的社会中，古人们也创造了无数值得称赞的智慧结晶。这些智慧或大或小，或是体现在某些具象的创造发明中，抑或是被刻印在某种制度与体系中。所谓有社会必有阶级，而阶级所带来的就是等级的划分、与维系等级秩序的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意义，而其最重大的意义就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虽然对于创立制度的人来说，制度与体系最大的作用还是维系统治之用；对于制度中的人来说，何为“推进社会发展”、其重要性在于何处，也许都过于空泛、无法明确。但这些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源的统筹和管理。
三省六部、宰相制是政事堂之发端如果要说政事堂，要问何为政事堂、政事堂是何种体系与制度的产物、政事堂究竟起到了何种统筹作用，或者要问政事堂的存在究竟有何必要性、为古代封建社会制度带去了何种意义，那必然免不了要对古代统治阶层的中央制度细说一番。
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免不了对古人规划社会的制度进行学习和探究。而在学习古人的社会制度时，也免不了要将社会制度分为两大板块——中央制度与地方制度。顾名思义，地方制度即为古代统治者管理和统筹地方秩序与资源的制度，有了好的地方制度，不仅可以协调对地方的管制，更有利于解放社会基层的生产力。
而至于中央制度，处理的则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了。并不是说在封建社会，做了皇帝就一劳百逸、后顾无忧了，历史上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明暗争斗、矛盾与冲突是接连不断的，更是有出现许多皇帝只身一人不敌朝上众臣、沦为傀儡的情况。我国古代的皇帝制度发展到后来，谁都知道血统只是皇帝拿来当幌子的理由，谁也都想对这份至高无上的皇权伸出图谋不轨的手。
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历史上忠臣不少，奸臣佞臣也不在少数。但是毕竟朝政事务繁忙，皇帝仅凭凡人肉身一人包揽所有事务也不现实，即便到了明朱元璋时期那样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朱元璋也是没办法一人忙掉所有事情。这就有了官僚制度的存在，官僚的存初衷就是为了帮皇帝解决包括决策、监督和执行在内的繁杂事务。不过说来，皇帝终究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知道相权大了必定不利于统治、但没有宰相又不行，所以动辄每一代都在为了分割相权付出努力。
而皇帝对相权进行分割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中央制度的产生。
我们谈及唐朝，必定谈及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不过该三省六部制并不是起源于唐朝，它早在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就有所记载了。这项制度发端于古早的西汉，在短命的隋朝逐渐发展成型，而到了唐朝时期、才被正式确立。所谓“三省”的“省”，指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省市的“省”，而是“官署”的代称。而在历史上经过正式确立的三省，分别指“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
中书、尚书、门下三省在历史上确立极早，后经沿革，一直延续到中国最后一个古典王朝——清朝。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三省六部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而中国古代王朝内部所掀起的大小波澜也基本在各省的长官之间进行。其实说白了，三省就是从原本具有绝对意义的皇权中分离出一部分权利、交给各长官。中书所分出的是决策权、尚书省分出的则是执行权，而门下省分出的则是审议权。
那么拥有如此重大权利的各省长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宰相”了。在唐朝时，普遍实行的是“群相制度”，群相指的也就是三省的各位长官了。起初三省被承认的长官有四位，分别是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以及尚书左右仆射，四名长官的官名也被统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一宰相官名在后来一直有所演变。
不过群相制发展到后来，宰相的范围越来越广、一起上班的人也越来越多。可以理解为公务员也需要定时按期开会，而至于这个开会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政事堂了。
唐代政事堂从临时“开会机构”演变为决策机关既然谈到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与群相制度，那么要说这么一群宰相开会的地方，就也从唐朝开始说起。
其实说白了，唐朝的宰相大略可以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务员，或者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同时。毕竟有上班就也要有开会，开会这一流程是工作中必不可缺的环节，唐代的各省长官们也需要交流一些政治意见，譬如对于社会现况的交流，譬如对于某某奏章的起草意见，譬如对于某某新政的决议，都需要听取其他长官的意见、或者是向其他长官提出意见。而政事堂的必要性就在此体现出来了。
与宋朝的政事堂相比，唐代的政事堂更偏向于初期、不成熟的制度，被称为宰相们的临时开会机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政事堂的确立，更可以被称为唐代的一种议政制度，本来的议政会议只由三省的省长出席参加，但是到了后来，唐代的宰相逐渐增多，每逢开会，政事堂人满为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政事堂会在固定的地点、定期召开议政会议，虽说在最初并没有确定的实权，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平衡了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布、防止了宰相专权的情况出现。不过众所周知，唐代到了唐高宗时期，相权中的中书省权力一路增强，这个政事堂也从原本的门下省移植到了中书省、中书省的权力因此被最大化地扩大了。本是为了让相权受到分割、相互牵制和监督的制度，在高宗时期开始重蹈宰相专职的覆辙。政事堂也因此逐渐变为一个总揽全国大政主要决策机关。
相权一分为三，宋二府三司制让政事堂得到蜕变前面说到唐代后期，相权高度集中且专制，这也直接导致了皇权日渐羸弱。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深知不能放任相权这样下去，所以开始了大力削弱相权的一番改制。虽说宋朝初期是沿袭唐朝旧制，但在根本性质的确定上，还是让政事堂历经了一番改革。
我们都知道宋朝的中央官制是二府三司制，从天下分裂割据中脱颖而出、并一统全国的赵匡胤深知加强皇权的重要性，所以宋朝管制的文武分割也是最大的特点之一。所谓二府，可以简单立即为“文”、“武”二府，武府即为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而文府就是中书门下了。
从中书门下这一职称我们可以看出，到了宋朝时期，原本归在中书省下的政事堂，最终还是被设为统筹中书、门下二省的机构，也可以笼统地理解为将决策权与审议权合二为一。不过即便如此，即便这个制度看上去十分像是宰相的权力被合为一体了，但宋朝的政事堂依旧是相权分离的产物。宋朝的相权分离主要体现在文武分权、军政分离等方面上，所以即便宋朝的政事堂依旧拥有起草奏章的权力，但最终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手上。
宋朝的政事堂也早已不被叫做政事堂，更多的则是称“中书门下”。除了中书门下省合并在一起的决策权与审议权外，原本中央设立的监督官职，在宋朝也另设有御史，对宰相的各项职务进行监督。
从宋朝开始，政事堂就真正从一个“开会机构”蜕变为拥有实际相权的机构了。不过对于宋朝的相权而言，拥有实权也不比无实权强多少，在宋朝，相权所经历的是一再被削弱一再遭到分割，无法与唐末时期足以抗衡皇权的宰相独大同台竞技。宋朝的中书门下不仅有宰相，更是有副宰相“参知政事”负责牵制和监督宰相的决策，让相权无法一家独大、一人专制。到了后来，参知政事的实权甚至要大过宰相，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范仲淹、再比如我们所了解的王安石，都曾在中书门下担任过参知政事一职。
纵观历史上政事堂的设立与演变，足可从中见得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智斗勇。而好的官制不仅稳固了统治，同时也提高了中央办事的效率、从而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文史知识》
《求是学刊》
《中国政治制度史》
《唐代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