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是把双刃剑，董卓等人没有用好。
以上诸人都曾经成功地“挟天子”，但是根本无法“令诸侯”，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既成事实来看，我们依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挟天子”和“令诸侯”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自身威望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挟天子”反而可能变成一种政治负担。
（二）袁绍没有“挟天子”，并非完全是因为其“短视”
有了上面的结论，我们再来审视袁绍对待其谋士多次提出的“挟天子”的态度，就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地认为袁绍不纳其言，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其实，袁绍很早就认识到了“挟天子”的作用，早在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就准备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和董卓所挟持下的献帝分庭抗礼，此事因为刘虞不受而作罢。
袁绍对“挟天子”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认识。
初平二年，冀州从事沮授就建议过袁绍：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 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如果说当时袁绍考虑到自己的实力稍显不足，没有接受“迎大驾于西京”建议的话。等到袁绍击败公孙瓒，雄踞四州之地，成为天下实力首屈一指的霸主之后，面对沮授再次提出的“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的建议，依然无动于衷，显然是有其他方面的顾虑。
袁绍至少有三方面的顾虑
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袁绍的想法。一是因为袁绍方面和以刘协代表的汉室，其实存在很多的“过节”，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展开。简单地讲，袁绍曾经有议立刘虞的事情，甚至还质疑过汉献帝皇子的身份，这就显示了袁绍对于汉献帝的极度不认同，如果再次迎奉汉献帝，实在很难想象在邺城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第二，按照袁绍自己的说法“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 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应该说，袁绍的这种考虑并非无稽之谈，汉献帝毕竟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身边还有相当的“死忠”，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种掣肘的问题其实曹操后来也遇到过，并引起了不小的危机，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后文中做详细分析。
袁绍的处境和曹操不同，有些想法也会有差异。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袁绍当时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自帝的想法已经萌生，这件事的明证就是“耿苞背锅事件”。袁绍曾经密令主簿鲍耿为自己称帝寻找祥瑞，制造舆论。当耿苞提出“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之后，袁绍满以为舆论造势已经成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部下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几乎一致反对，并且都说耿苞妖言惑众，应该处死。袁绍这才发现情况不对，只能把锅甩给鲍耿，*掉他来消除影响。
袁绍想要称帝，必然面临汉帝法统转移问题。这是古代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再加以说明。秦末汉初之际，整个社会面临承秦和张楚的困局。项羽立义帝以张楚，并且把楚帝置于和秦帝对等的位置。项羽这个做法，本来尚属高明。按照这个逻辑，只要楚帝之位一旦空置，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位，这样就完美地解决了承秦和张楚之间的矛盾。但是项羽操之过急，用*掉义帝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引起天下人共怒，也给了刘邦号令天下诸侯共讨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