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读者到最后都可能欣慰于莱农的变形。她虽然一直焦虑莉拉暗中可能在写作的一本书会完全超越自己多年里一本本写出的书，但她在多年和莉拉的镜像关系中，在她最后直面尼诺对自己的背叛时，她意识到自己把此刻对尼诺的爱情和年少时对尼诺的憧憬混为一谈，试图从中建立一种“持续性”。“只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她已经接近自我觉醒的前夜，“我现在迷恋的是谁？我今天爱的是谁？”。
莱农的抗争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并不陌生，至少身为编辑的我在编辑的过程中也一直抵抗这种投射。但她多少是我们身上“阴性”的象征，她从小就很娴熟地陷入狂热的他恋，无论是莉拉，还是尼诺——在*的投射中几乎悬置了自身的存在和行动。幸运的是，在第三部里，莱农终于知道自己多年毫不松懈的学习和追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种“变成”，一种痛苦的自我生成：
“变成——一个我为之着魔的词，这是我第一次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变成——虽然我不知道我想变成什么，但我变成了——这一点是肯定的，只是后面没有宾语。我没有真正的激情，没有一种自发的野心，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被动变成了什么，只是因为我担心：莉拉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人，把我甩在后面。我的那种‘变成了’是随着她的，现在我要重新开始，做一个独立的人，摆脱她的影响，成为我自己。”
变成（become），生成（becoming）。这种*始终横亘在莱农和真正的现实中间，变成了女性书写的一种荒凉隐喻。在莉拉的指责里，莱农的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那都是很糟糕的故事，“这些书很糟糕是因为它们条理清楚，是用过于考究的语言写成的，因为我没办法模仿现实的凌乱、扭曲、不合逻辑和反美学”。但这种不断生成的力量，却让莱农在艰苦的、随时可能失去自我的镜像结构里显示出越来越惊人的力量。
HBO翻拍“那不勒斯四部曲”预告片发布时，我才读到埃莱娜·费兰特对莉拉的某种“失望”：“在我的初衷里，莉拉从来都缺乏一种热情……如果有人说得形象一点，可以说真正让莉拉兴奋的，是她朋友（莱农）的生活。”（2018年5月18日，费兰特回复《洛杉矶时报》邮件采访）
那不勒斯街头的女人
这段描述多少会让大部分读者觉得有一种残忍，毕竟，莉拉的专断和从不低头的骄傲，让她宛若造物主，令莱农，也令我们觉得敬畏。但我觉得如释重负，因为费兰特在有意识地打破我们对镜像结构的依赖，打破文学的一厢情愿。
曾经有记者没有抵抗诱惑，问费兰特这样一个问题：莉拉和莱农是不是一个人的两面？以及，是否每个作家身上都有这两部分？
费兰特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只是由对等（分裂的）两部分组成的话，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容易得多，但“我”其实一群人，一个群体，内里翻滚着的数不清的矛盾的碎片。作为女性的“我”尤其如此——在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压迫和压抑之后——“我”内部的不同部分总是会以惊人的方式不停地翻滚，破碎，重建，又破碎。
所以，到底谁是谁的凝视对象呢？费兰特提供了最准确的回答，她说：“友谊像坩埚，所有积极和负面的感情永远在其中沸腾。”整个“那不勒斯四部曲”，或者整个女性书写的历史，应该是“我”的碎片、被压抑的“女性”的碎片的一种互相观照，互相补偿。
对于建立在碎片、矛盾之上的女性自我而言，镜子是一种我们不该沉溺其中的东西，只有摆脱镜像的暴政，女性才能看见对方，看见自我。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