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战国以后多元归一思想影响下所作出的理想化推测。
首先，如《战国策》所载“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直到战国时，天下尚有方国十余个，大禹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技术条件还是社会组织能力，都不具备在黄河、淮河乃至长江这纵横数千里的九州范围内调动成百上千不同利益群体的人力物力来治水，而只能集中在极少数几个毗邻而居且具有超强政治地位的部族群体，反映在文献当中的就是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后稷、秦的始祖伯益共同参与了治水，是大禹的左膀右臂。
大禹治水的功绩，或许可以帮助提升夏后氏部落在天下方国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共主，却无法使夏后氏自然而然获得各部落方国的政治权利，从而建立集权统治式的夏朝。
其次，考古发现等科学研究却并不支持大禹通过治水建立夏朝。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大禹父子前后治水20余年）。
夏朝建立年代是在商朝始建年已经确立（公元前1600年）的基础上，依据《竹*年》记载的夏朝纪年471年结论上溯得出的。
但这个始建年份得不到考古支持。夏朝建立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发展脉络是：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
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碳14测定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加上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新砦文化的100余年，也只能上推到前1900年左右，与公元前2070年尚有不少差距，于是，不少学者把龙山文化晚段也算作是早期夏文化。
但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是新砦文化的前身，二者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从前者到后者发生了质变。所以，同样是夏后氏这个群体，却分别创造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这显然是有违常理的。
此外，古环境科学研究发现，在公元前第Ⅲ千纪年，全球性环境转折事件节点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前2500到前2300年全球海平面创新高，第二次是前2000到前1800年气候突然干冷导致旱涝交替。第一次气候突变时间过早，并未落入夏纪年，而第二次的气候突变，显然就是让上古居民刻骨铭心的大洪水。
国内学者在对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黄河流域聚落进行考古学观察后发现，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人类聚落断崖式减少，显著特征是遗址规模缩小，人口锐减。这一发现同样印证了上古大洪水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