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在先秦诸子中寻找一位既为实现理想而奔波劳苦，又将精神生活处理得风雅诗意的人物，那一定非孔子莫属。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与崇尚天籁的道家和主张非乐的墨家相比，孔子是资深的高雅音乐爱好者，他曾向师襄学习演奏《文王操》（《孔子家语》），也曾为哀悼窦鸣犊和舜华而创作琴曲《陬操》（《史记·孔子世家》）。
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孔子是哲人也是诗人和歌者。“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歌唱是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此时此地，音乐不仅是情感的宣泄，它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自信时他自命天生德于予，失意时，他寄情于笙磬。“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论语·宪问》）这个担草的老人可谓是孔子真正的知音，孔子循道日久，温温无所试，“莫己知”正是此时内心最深处的感慨。作为歌者的孔子，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歌乐者，仁之和也”（《礼记·儒行》），音乐使孔子这位哲人，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他的智慧，他的人生，他对“道”的追求，他对“艺”的欣赏，饱含着执着的经世精神和浓郁的诗性韵味。
孔子对音乐的兴趣与他对周礼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曰：“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乐略·乐府总序》）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歌诗、鼓琴、击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正乐”是孔子为纠正礼乐秩序倾颓采取的重要措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集释》引包慎言曰：“《论语》《雅》《颂》以音言，非以《诗》言也。乐正而律与度协，声与律谐，郑、卫不得而乱之，故曰得所。”《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
孔子的“正乐”还包括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左传》成公二年，卫国侵齐，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卫国主帅孙良夫，卫穆公想赏给他城邑，却被仲叔于奚辞谢了，而请求得到诸侯用的三面悬乐器的曲县之制和马饰。对于这件事，孔子认为，“不如多与之邑”，因为“器以藏礼”，曲县的乐器制度和繁缨的马饰，都是诸侯才能用的礼器，仲叔于奚本为大夫，因战功而拥有这些礼器是不恰当的。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在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对待音乐，孔子不仅强调要关注外在音乐形式，还应注重对内在精神的发掘。在孔子看来，揖让周旋、羽龠钟鼓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礼乐”的精神实质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而是主体在践习礼乐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人格提升和审美愉悦。“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孔子家语》）“礼”是知行合一的个人践履，“乐”是行有所得的内在愉悦。由此而来，“乐”不再仅仅是礼之用，而是发展成为礼的内在精神。因而，孔子“复礼”必重“正乐”，两者同样不可或缺。
因为“正乐”即“正礼”，所以孔子在谈及自己的为邦理想时，多次强调要“放郑声”。孔子说“郑声淫”“乱雅乐”，是因为郑、卫地区的音乐十分讲究艺术技巧，情感力量大于伦理力量，世俗的娱乐之情大于典礼肃穆之情，不符合周礼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艺术精神。孔子对郑声的放逐并不意味着对音乐美学功能的忽视。事实上，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孔子曰：“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郑玄注曰：“素，质也。”（《礼记·仲尼燕居》）孔子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朴无文。“文”这个概念在孔子的语义系统中是宽泛多样的，但无论是指社会文化还是个人修养，都明显包含着感性形式美的意义在内。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美”是音乐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所以无论是评价《武》乐的尽美，还是《韶》乐的尽善尽美，美始终是孔子关注音乐的重要视角。“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经过孔子整理发展的周代“礼乐”，“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它是人的文饰，也是导引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81页）。
（作者：赵玉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战国经典诠释学考论”［14BZW039］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