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吕氏集团的高官们对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恐惧之心难以言表，所以必须让他们死。政治斗争下常使事实真相淹没，政变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刘氏皇帝安全，不过是一个骗局。
汉高祖刘邦共有八子，而代王刘恒是高祖中子，其母薄氏，那时正是吕后与戚夫人争宠，并影响到吕后之子刘盈与戚夫人之子刘如意谁为太子的问题，此时的刘恒，对太子乃至未来的九五之尊的高位，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
殊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吕后在刘邦死后，虽然残害了戚夫人和刘如意并建立了貌似强大的吕氏集团，可是在她死后仅几天，一场宫廷政变就把她苦心经营起来的吕氏集团完全粉碎了。
政变的结果不但是她姓吕的家族完蛋了，连流有她血液的惠帝的儿子们也因政变者担心未来的报复而被斩尽*绝。
代王刘恒只因“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而被政变者选择为新的皇帝。
本为地方郡王的刘恒是被政变者抬出来的新皇帝，他不仅必须服从，而且也乐于服从政变者关于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的说法，在“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作为统治思想的那个时代，如果刘恭、刘弘兄弟是“真孝惠子”，那么刘恒的即位就不是合法的而只能是“篡逆”。
否定刘恭、刘弘兄弟作为汉室皇帝的正统性后，历史纪年怎么办，汉文帝刘恒与政变者没有必要去否定汉惠帝刘盈，因为既难以否定，更在于刘盈已经死了，对他们不存在威胁了。
所以，以“惠帝”纪年的七年是可以认可的：至于以“少帝”刘恭、刘弘纪年的八年，当然不能认可，一旦认可就会使汉文帝的即位乃至政权缺乏合法化，已经死了的“高后”于是成为这八年的纪年主体的最佳替代物。
面对否定以“少帝”刘恭、刘弘纪年而改为以“高后”纪年的八年历史，司马迁很无奈。
从多方面考虑，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他没有写“孝惠本纪”，而是将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统编为“吕太后本纪”，但在其中，却不以“吕太后”纪年，分别采用“惠帝七年”和“少帝八年”这种方式来客观反映这15年的历史。
这就像他在“高祖本纪”前撰写“项羽本纪”来如实反映公元前206年至202年的历史一样，是非常有见地的。
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刘氏功臣集团根据“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盟誓”对“今王吕氏，非约也”而发动的政变；另一方面，他只能服从由当时的政变者编造的刘恭、刘弘兄弟“皆非真孝惠子”的谎言。
继司马迁之后的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基本上继承了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这15年的史学观。他分别撰写了“惠帝纪”和“高后纪”，以“惠帝”纪年七年，以两个“少帝”纪年八年。
虽然“惠帝纪”和“高后纪”的篇幅都很短，但是他通过这种表述方式，完整地记载了这15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宫廷演变、阴谋和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