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93年就来到大陆，参与经营家里在大陆的珠宝生意。
但时运不济，加上贺光启确实太嫩，家族生意很快由盛转衰。
传说他一年里就赔掉了家里的5亿家产，老父亲差点被这个败家子气得跳楼。
还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富二代永远有下一局，况且他那时才三十出头，有的是精力折腾。
他把目标放到了餐饮业。
当时台湾正在流行一种从日本流传过来的「一人一锅」，到了台湾以后，演化成吧台火锅的模式，每个人面前一个小电磁炉，一份餐食，对着炉子边涮边吃。
这种火锅干净、快速、方便，而且因为是小火锅，产品标准化程度非常高，完全不需要厨师就能快速上菜，对服务员的需求也很低。
在贺光启眼里，这简直就是未来火锅界的肯德基麦当劳。
在那个还不流行「copy to China」的90年代，贺光启决定把这种原产于日本的小火锅搬到中国大陆。
某种程度上，这个洞察不是毫无道理的，我后面会仔细分析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
1998年，贺光启在北京西单的明珠大厦开了第一家小火锅店，取名为呷哺呷哺。
这个名字来源于日语「涮锅」。
开店之际，他甚至放出豪言「营业额肯定不是问题，大众一定抢着来尝鲜！」但现实把这个天真的富二代揍了个满头包。
想象中的火爆并没有发生，开业前几个月，一天卖不出三个锅，妥妥的赔本买卖。
这不奇怪。
在当时中国人的印象里，火锅就应该是专属阖家团圆，亲友聚会时候的吃食。
人手一锅拿来当快餐吃，这事儿太考验国人想象力了。
况且北京又不是没有本地火锅文化的城市。
老北京的铜锅涮肉才是帝都人民的最爱，炭烧的锅子里清汤底冒着泡，一群人拿筷子夹着羊肉往锅里一涮，就着麻酱一口接一口，那叫一个热闹。
一人一个小电磁炉，太没有烟火气了，太生分了。
这还没算台湾人和北京人口味上的差异呢。
归根结底，这个日本舶来的模式，对市场土壤要求太苛刻。
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到1996年，正在经历「失去的十年」。
在消费领域，按照编著《第四消费时代》的三浦展的划分，那时正是日本的「第三消费时代」，以个人化，个性化的消费为标志，单身经济成为一种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现象。
一人一锅很大程度上是单身经济的产物，属于日本社会的特色消费。
小火锅在台湾有市场，也是因为当时台湾和日本的消费习惯非常接近。
而中国大陆的大城市进入这个消费阶段，差不多要到2008年左右了。
贺光启完全没有考虑到市场接受度的问题，就把这套东西简单地带到了1998年的北京，水土不服当然要吃瘪的。
02
但事情在2003年发生了转折。
在这一年，一场「非典」洗牌了整个餐饮行业。
当时整个北京作为比较严重的疫区，人心惶惶，十店九关。
但贺光启却反其道而行，借势打出「一人一锅，非典染不上」的口号，人们也突然发现呷哺呷哺看起来特别干净卫生，价格又低廉。
分餐制小火锅摇身一变，从「反原教旨主义」的火锅败类变成了人民的选择。
非典给了呷哺呷哺一个破局的机会，让它开始爆发式增长。
商业就是这么现实，有多少钱决定你有多长的命。
只有钱够多，活得够长，就能等到翻盘的希望。
到了2007年，呷哺呷哺60多家店已经满足不了北京市民的需求了，餐厅的门口排起了长队。
2008年，呷哺呷哺完成了5000万美元的融资，开始大踏步的扩张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