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团队
7月7日晚，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联合宣布，平台企业金融业务存在的大部分突出问题已完成整改，监管重点从集中整改转入常态化监管。
摘要
平台经济暖风频吹。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7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管理部门善始善终推进平台企业金融业务整改 着力提升平台企业常态化金融监管水平》，标志着对平台企业金融业务迈入常态化监管。
站在当下，需要重新形成社会共识，平台经济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扬长避短，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平台企业在提升金融普惠性、推动科技金融创新、增强国际金融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需求等方面大有可为。
我国平台经济体量庞大、业态丰富，位居世界第二。全球百亿估值的平台经济中，美国占比71.5%，中国占比24.8%，全球前十大平台企业被中美包揽，其中美国8家，中国2家。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7.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中国的平台经济作为新经济的产物，吸纳2亿灵活就业人员、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便利人民生活。但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平台经济天然具有网络效应和马太效应，倾向形成垄断、排挤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近两年来，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平台经济调整发展步伐，2022年我国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1%，是有统计以来首次出现下滑，但研发费用却逆势增长，中国的互联网平台走到了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
平台经济暴露的两面性不只是中国面临问题，如何扬长避短？更好发挥平台经济作用？正在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主要经济体均加大对平台经济监管，一方面重在反垄断、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注重个人信息保护，防止大数据和算法滥用。但各经济体出发点和国情各有不同，对平台经济监管规则出现分歧，实际落地效果不一。
美国：坚持“避风港原则”、注重效率，对平台经济规制的实际效果有限。作为全球最大的平台经济发源地，美国开创了互联网包容性规则——“避风港原则”强调第三方责任、豁免平台直接责任，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客观促进了美国互联网巨头向全球扩张，但亦给本国带来社会撕裂、煽动情绪等严峻挑战。2020年美国民主党发布《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剑指脸书、亚马逊、谷歌和苹果四大巨头问题，两党议员提出数十件草案，但目前尚未有立法成功落地。
欧洲：错失平台经济发展机遇，首创“守门人原则”，注重公平。欧洲互联网市场被美国企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有更强的数据安全诉求，出台了《数字服务法案》（DMA）草案和《数字市场法案》（DSA）草案等一揽子平台责任的规则和法律。创新性引入“守门人”概念，要求平台企业主动承担禁止自我优待、保证用户数据安全等治理责任，相比于通行的“避风港原则”原则更为严格。
中国：抓住发展主导权，立足自身发展需要，引导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与欧洲相比，我国一直牢牢把握平台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并培育出世界级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不能照搬欧洲过于严苛的监管制度，自废武功；与美国相比，一方面我国法制环境和反垄断手段尚不完善，另一方面我国平台企业与美国仍存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权衡发展与规范，补短板，做好自己的事。2021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在反垄断、用户信息保护、特定行业完善牌照准入三大方面取得突出进展。如今初步形成平台企业金融业务发展与监管制度框架，在监管部门的督促指导下，平台企业金融业务存在的大部分突出问题已完成整改，常态化监管条件逐渐成熟。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平台经济如何再出发？
首先，需要形成客观看待平台经济价值的社会共识。我们认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一方面，平台企业利用技术、算法、数据为实体经济千千万万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嫁接供给与需求的桥梁，创造实体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是平台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基础数据和需求驱动，平台经济价值也将荡然无存。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对立和内卷不能创造价值，数实融合、双向奔赴才能做大蛋糕，发挥“1 1>2”的效果。
看清五大趋势：随着平台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深水区，社会舆论和政策导向对于依靠“烧钱”“流量为王”“内卷”的平台商业模式提出质疑，展望未来，一是外部环境上，平台经济流量红利、全球化红利消退；二是内部环境上，暖风频吹，步入常态化监管，监管预期逐渐明朗；三是数实融合、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四是随着新基建、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平台经济提高科技硬实力；五是告别“内卷”，践行走出去战略。
五大建议：一是完善监管体系，明晰监管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和土壤；二是拓展“红绿灯”/“负面清单”案例体系；三是健全数据确权、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精确细分行业的标准和监管规则；四是支持平台经济在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助力实体行业转型；五是助推平台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和行业规则制定。
目录
1 平台经济的现状、贡献和问题
1.1 追本溯源：平台经济概念与特点
1.2 平台经济发展现状
1.3 平台经济历史贡献与问题
2 如何扬长避短？平台经济监管的经验与挑战
2.1 美国：呼吁加强反垄断、隐私保护和内容审查，但实质效果有限
2.1.1 背景立场：平台经济的最早支持者和最大受益者
2.1.2 规制方向：呼吁加强反垄断、隐私保护和内容审查
2.1.3 实际效果：雷声大雨点小，效果有限
2.2 欧洲：首创“守门人”准则，强化平台责任，积极推动一揽子法律落地
2.2.1 背景立场：错失平台经济发展红利
2.2.2 规制方向：首创“守门人”原则，强化反垄断与信息安全
2.2.3 实际效果：巨额处罚与严格立法双管齐下
2.3 中国：步入常态化监管，为平台经济提供稳定预期和土壤
2.3.1 共性：积极推动反垄断和数据安全
2.3.2 差异：强化金融等特定行业跨领域监管
3 平台经济再出发：趋势与建议
3.1 五大趋势：商业模式重塑
3.2 五大建议
正文
1 平台经济的现状、贡献和问题
1.1 追本溯源：平台经济概念与特点
如何界定平台经济？《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将“平台”定义为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根据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平台经济是以平台企业为核心，通过汇聚整合多类市场主体和资源，围绕数字化平台组织起来的新模式新业态。
平台经济具有四大特点，与传统商业模式形成鲜明区别。一是投入要素上，传统经济往往以原材料、劳动力为投入，在一个短周期内投入与产出基本同步；平台经济以数据和算力为投入要素，投入产出跨周期错配，前期投入较大，产出滞后。二是生产方式上，传统经济容易受制于技术、产能、资金等约束，即使少数头部企业可以形成规模效应，但仍存在生产力边界；平台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手段，网络效应和马太效应显著，赢者通吃。三是直接目的上，传统企业作为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方，直接与下游客户交易；平台经济不生产商品，也不直接参与交易，而是以促成信息联结、便利交易、效率提升为目的，为买卖双方搭建平台。四是商业模式上，传统企业一般以赚取产品或服务的价差为盈利模式，平台经济以收取中间费用为商业模式。
1.2 平台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平台经济起步于世纪之交，实现跨越式发展，现已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平台经济早期以模仿国外商业模式为主，以1999年成立的阿里巴巴为标志，最初淘宝网对标eBay。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庞大的人口红利和技术创新驱动，我国平台经济实现了从追赶到创新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20年，我国市场价值超10亿的平台经济企业达197家，较2015年新增133家。
从全球视角看，全球大型企业平台化转型成为趋势。据《2022年全球市值100强上市公司排行榜》统计，前十大市值公司有7家为平台型企业。传统企业也通过平台化转型，开拓业务增长点，例如苹果原本是电子产品生产商，通过内嵌软件商店、广告、支付等服务，转变为手机服务平台，其服务业务毛利率高达70%，远高于产品销售27%的毛利率。
中国和美国平台经济发展位于第一梯队。2020年100亿以上数字平台数量达76家，平台价值合计12.5万亿美元，美国占据71.5%，中国占比24.8%，中美成为平台经济最大参与者。全球前十大平台企业被中美包揽，其中美国8家，中国2家，分别是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列第七和第八位。
